《戴车匠》是汪曾祺先生以自家邻居为原型写的一篇小说。这篇小说，突出了汪先生用散文笔法写小说的特点，不重情节重情调，抒情白描景物人事。

小说从第三小节起，用了四百多字写戴车匠家的左邻右舍：侯家银匠店和杨家香店。描述了侯银匠的谋生手段，制作银器出租花轿。对花轿描写的具体程度和篇幅，比《侯银匠》一文中的花轿篇幅还长。杨家香店的特色是柜前立着一块匾，匾上那幅“鹤鹿同春”的画，还有他家为方便四邻每天一盆稀稀的浆糊。汪先生并说：我小时糊风筝常去寻过浆糊。

介绍了戴家的左邻右舍后，才开始介绍戴家的情况：门店，对子，木制车床和工作间。

为什么汪先生在写戴车匠家之前要介绍戴家的左邻右舍呢?一段似与主题不太搭界的描写，没有这一小节，似乎也不影响正文，那么这一节是不是就可有可无呢?

汪先生的许多作品中，对看似与主题没有关联的景物人事常有涉及，有时甚至是大段的描写。

汪曾祺认为“小说是回忆”，《戴车匠》描写的是故人往事，是民间百姓生存的真实状态，是小城民俗和市井生活场景，是现代文明还未充分渗入到的地方保留着的一点古风，是作者对民间凡俗人生的感悟与启迪。汪先生平时留意这些内容，乐于描写这些内容，显示出他对底层百姓生存状态的关注与关心，并刻意营造出某种社会状态的氛围，也只有有了这些左邻右舍的描写，才能让人觉得这戴车匠家的生存环境是真实存在的，这种环境下的文化习俗、景物人事才是和谐的、安详的、安宁的，是一种合理的存在，才会觉得这样的描写不是可有可无的，是为了烘托出戴车匠家及其周边的烟火氛围。没有这样的描写，倒显得戴车匠家的存在是单调、不丰满的。

重视情节就是重视叙事模式。汪先生的作品却不受情节的羁绊，他提出“气氛即人物”的观点。因此，描写氛围情趣，是他小说的文体特点。他的好些作品的开头，有大段的关于环境、风物、风俗、典故的描写，在不经意中，把读者带进他刻意设计的韵味中去。如上面提到的对戴家左邻右舍的描写，又如对戴车匠的工具的描写，工作场所的描写，产品的描写，让读者感觉到戴车匠是一个严谨的、心灵手巧的、热爱自己工作的人。看这样一段描写：“戴车匠踩动踏板，执刀就料，旋刀轻轻地吟叫着，吐出细细的木花。木花如书带草，如韭菜叶，如番瓜瓤，有白的，浅黄的，粉红的，淡紫的，落在地面上，落在戴车匠的脚上，很好看。住在这条街上的孩子多爱上戴车匠家看戴车匠做活，一个一个，小傻子似的，聚精会神，一看半天。”这里，把戴车匠的工作写得有声音，有颜色，有味道，有形状，还有一个个“傻”孩子的烘托，这是一幅多么丰满美妙的画面，在描写中突出了一种情调，在情调中让读者看到戴车匠的秉性，能从中想象出主人公的心理。然后写了戴车匠未泯的童心，为了让孩子们快乐，养了一窝洋老鼠，为孩子们制作了弹螺蛳壳的竹弓竹箭，当然也为了生计。

看到这里，读者并未感觉到一个什么完整的情节，而是一种客观的现实状态的描写，在描写中突出了作者的审美情调，让读者在阅读中也感受到了与作者一样的快乐。

汪先生生活在东大街，这里有他熟悉的人事物景，许多元素成了他作品中的原型。《戴车匠》亦如此。

小说是可以虚构的。《戴车匠》中有较大篇幅的虚构，如戴车匠这么大的人了，对洋老鼠并无多大兴趣，养来是给他的独儿子玩的。又如戴车匠每年照例要给他的儿子做一张特号的大弓，所有的孩子看了都羡慕。再如戴车匠眯着眼睛看他儿子吃螺蛳，用弓箭把螺蛳壳用力射到对面一家倒闭了的钱庄的屋顶上，若有所思。他在想什么呢?想儿子的将来，想到这门手艺能否传承下去。

汪曾祺1939年远离家乡，直到四十二年后才回家，他从没见过戴车匠的独生儿子，怎能看到戴车匠为独生儿子养的一窝洋老鼠和特制的竹弓竹箭?这一切的描写，该都是虚构的，然而又是合理的，并且也可能是真实的，只是汪先生是没有见过的。虚构所需要的细节描写是植根于生活的，不然，作品也就失去了生命力。

其实，许多事情，见过与没见过，虚构与非虚构，都不重要。因为对于汪曾祺来说，这里的景物人事烟火氛围，都已装在他的心里，成为他文学创作的活水源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