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后长期搁笔的汪曾祺，在改革开放的新时期到来后，以六十岁高龄文坛复出，1980年10月在《北京文学》发表《受戒》震动文坛，但并没有获得“1980年度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许多人不知道从哪里冒出来一个汪曾祺。汪曾祺真正名扬天下，是1981年4月在《北京文学》发表的《大淖记事》，并获得 “1981年度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而这篇小说的缘起，竟与“尿碱”有关。

在我们家乡高邮，过去公共厕所里普遍放置尿桶，因为长期使用，在桶底、桶壁上日积月累形成了白色污秽物，这就是尿碱。本来，尿碱与文学两者之间是八竿子也打不着的事物，由于汪曾祺在他的经典小说《大淖记事》中，郑重其事地把尿碱作为关键性的细节写入作品，随着《大淖记事》获得全国大奖，声誉日隆，人们目睹尿碱挽救了一个濒临绝境之人的生命，这才不常见地衍生出尿碱的文学价值的话题。

《大淖记事》全文六节，尿碱是在全文第六节、即最后一节出现的。

读过《大淖记事》的人，不会忘记这样一段扣人心弦的描写：十一子被保安队抓到泰山庙毒打，老锡匠、巧云等闻讯赶到时，十一子还只剩悠悠一丝气。长年闯荡江湖、见多识广的老锡匠立即叫人去找陈年尿桶中的尿碱，因为他懂得用尿碱抢救遭毒打受伤垂危的人甚为灵验。这样，平常人们见了总是掩鼻而过的尿碱，首经老锡匠庄重提出、更由于汪曾祺绘声绘色的生动描写，在文学作品中正式亮相。读者从小说中读到尿碱救了十一子命的故事，无不留下深刻难忘的印象。

这个来自生活的典型细节，在作品中收到一石三鸟的非凡奇效——

第一，写活了临危不乱、指挥有方的老锡匠。面对被保安队的那群无人性的畜牲毒打得遍体鳞伤、奄奄一息的十一子，众人愤怒、愤恨却又焦急得不知如何是好，在这紧急关头，是老锡匠立即派人去找尿碱。稍稍回想一下，读者猛然想起，在这以前，老锡匠曾告诫过十一子“不要老往淖东头跑”，也是他得知十一子与巧云相好时说过：“你不要命啦!”如今发生的一切，正说明他早有预见在先。当他指挥着众人，从死神手里夺回十一子后不久，接着发生老锡匠亲自带领二十来个锡匠为抗议恶势力、举行了“带有中世纪行帮色彩”的示威游行。无须千言万语描写，就这一前一后两件事，老锡匠的领头人作用立即显示出来了。他不惹事，也不怕事，为讨回正义与公道，他总是一身凛然正气，挺身而出，不获胜利决不罢休。第二，尿碱很快找来了，但，“十一子的牙关咬得很紧，灌不进去”。是巧云在他耳边一声轻语：“十一子，十一子，你喝了!”一直昏迷不醒的十一子“微微听见了一点声音，他睁了睁眼，巧云把一碗尿碱汤灌进了十一子的喉咙”。神奇么?细想之下，原本在情理之中。保安队的凶手们提出，只要小锡匠断绝与巧云的爱情就饶了他;但是，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十一子宁死不答应。他生生死死苦恋着的就是心爱的巧云姑娘。如今，心上人耳边一声呼唤，他即使已魂游天国，也定然会重返人间。第三，巧云开始灌尿碱汤了，“不知道为什么，她自己也尝了一口”。所有读者看到这里，都会含着眼泪会心地笑了。这是多么纯真、赤诚的爱情啊!

关于《大淖记事》的写作由来，汪曾祺曾撰文追溯到上小学的时候。他家住大淖附近，常到大淖玩，熟悉大淖的风光民情，并多次想写大淖，因当地人一直把“大淖”写成“大脑”，他觉得怪异，“这地方跟人的大脑有什么关系呢”?问家长，问老师，都说不出究竟，一直到自己被打成右派下放到张家口坝上，见到坝上把大大小小一片水都叫做“淖儿”，这才恍然大悟，这是蒙古话，高邮一直写的“大脑”是误写了，应为“大淖”才对。当时汪曾祺头上正戴着一顶右派的帽子，不是写《大淖记事》的时候。改革开放新时代终于盼来了，1980年10月，他在《北京文学》发表了《受戒》，震动文艺界，《受戒》的历史功绩就在于作品从文学这个特别的角度、向全世界传送了中国确实进行改革开放的重要信息，无怪于人们誉称《受戒》是“新时代报春新花第一枝”。“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是粉碎“四人帮”后开展的第一个全国性文学大奖，对肃清“左”的流毒、推动新时期的文学繁荣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因而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最具权威，产生深广的影响。搁笔多年的汪曾祺花甲之年复出文坛写的《受戒》如果获此奖项该多好啊。但，由于大家理解的原因，《受戒》并未能获得“1980年度全国短篇优秀小说奖”。令人赞佩的是，多年饱经社会沧桑却又世事洞明的汪曾祺，丝毫没有因《受戒》在全国性大奖中落选影响了自己的创作，反而更加勤奋努力，认真总结，再接再厉，又在写下《寂寞和温暖》《岁寒三友》《天鹅之死》之后，于1981年2月4日(旧历大年三十)，精心创作出《大淖记事》。小说的主人公巧云，是“靠肩膀吃饭的”、卖苦力谋生的搬运工人的后代，她有着与《受戒》中小和尚明海一样的聪明机灵，“长得像朵花”，但她并不柔弱认命，而是面对旧社会的黑暗势力的摧残坚强不屈，勇敢斗争。汪曾祺在写《大淖记事》时十分用心，特别在细节的选择推敲上用心之精、之细、之准令人叹服。小说的第一小节，作者用散文笔法恣意描写大淖：“这里的一切都和别处不一样”，这不是猎奇，他是为了表现这里以巧云、十一子、老锡匠为代表的劳动者，“他们的生活，他们的风俗、他们的是非标准、伦理道德观念和街里的穿长衣念过‘子曰’的人完全不同”!没有这些“完全不同”，就没有作品中下面写到的人物“完全不同”的光彩照人的独特性格。并非我多疑，就连作品中起重要作用的细节“尿碱”，汪曾祺在第一节中也有意做了伏笔;“七八个小家伙，齐齐地站成一排，把一泡泡骚尿哗哗地撒到淖里，看谁尿得最远……”

别具一格的《大淖记事》迅速在4月号《北京文学》发表，并终于获得万众瞩目的“1981年度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这不仅向人们昭示了老作家汪曾祺深厚的艺术功力和创作才能，也又一次证明：历史是公正的，人们的眼光是公允而精确的。

每年度荣获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殊荣的作品，总是第二年春季评定并由新华社统一向国内外公布。汪曾祺是1982年3月初，从有关权威人士那里提前一个多月知道《大淖记事》获奖消息的。3月4日，他给我写了一封信，很短，通篇不足两百字，这是汪曾祺一生共给我写了38封信中最短的信件之一(见人民文学出版社2019年1月出版的《汪曾祺全集》第12卷82页)。信的最后有两行字：

“《大淖记事》今年可能会得奖。

我大概四月间将到四川玩玩去。顺安!”

别人或许不觉得什么，但我理解这两行文字反映出汪曾祺当时那种少有的如愿以偿、无比欣慰的心情!初看似不经意的顺便一笔，其实是汪老对我“特告”!他知道我理解他，也一定懂得他获得全国奖项的事件本身意味着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