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曲辕先生”者，北宋高邮崔公度是也。崔公度，字伯易，自号曲辕先生，其祖父崔希甫有文武才略，宋初时曾任太子中允、原州知州、监察御史等职，父亲崔琮，进士出身。曲辕先生曾任阳武知县、监察御史、崇文校书及海、颍、蔡、润、宣、通六地知州等职，官至朝散大夫、直龙图阁。

自古以来，生死事小，名节事大。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与《宋史》均有崔公为人不堪、“恬不为耻”的记载，让崔公蒙尘太久，确有为其翻案、还其本原之必要。综合《长编》与《宋史》，先生为世人所诟病者有三：一是说崔公本秀才一枚，是因宰相刘沆的举荐才为官的，而非王安石提携。故熙宁二年，为谋取进身之阶，崔公向安石致敬致诚，上疏《熙宁稽古一法百利论》，替饱受责难和阻扰的“熙宁变法”鼓与呼，喜得安石“引与握手，解衣燕语”;二是说崔公任阳武知县时，一次去开封府公干，听说要对府尹元绛行俯伏跪拜之礼，误以为是元绛故意侮辱自己，遂托病离开，又说崔公将此事向王安石报告后，此礼遂废，崔公有借公权泄私愤之嫌;三是说崔公日夜拜访贴靠王安石，甚至安石如厕时也不离左右。有一次，崔公在安石的身后拿着其衣带之尾，告诉安石：“您衣带上沾了尘垢，我已用袍子擦干净了。”见者众人皆笑。

首先，崔公所疏《熙宁稽古一法百利论》今已不传。据宋张邦基《墨庄漫录》载，该论共五卷，达万言，其内容以富国强兵、长治久安为目标，以明确百官职责为主要举措。大家知道，“熙宁变法”在实施过程中遭到朝野普遍反对，加剧了朝廷党争，后人对此次变法大抵持否定和批判的态度，甚至有人把宋朝的覆亡也归咎于安石的变法，故视崔公所疏是助纣为虐之举。视改革家及其支持者为洪水猛兽，恰恰是不少墨守成规的国人劣根性的体现。其实，刘沆因崔公德才兼备，向皇帝举荐了他，但被崔以疾患辞谢了;后朝廷又以父荫任命崔公为三班差使，因系武职，非其所好，故崔亦不赴任;后韩琦又推荐崔公任和州防御推官、国子直讲，崔又以需服侍年迈的母亲而拒绝。元祐至绍圣年间，朝廷还先后任命崔公为礼部郎中、国子司业、起居郎、秘书少监，崔都坚辞不受。崔公岂是为求得一官半职而俯首帖耳的鲜廉寡耻之徒?若然，他为何屡次拒绝入朝为官?近代以来，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前人对王安石邋遢猥琐、贪财好利、喜人拍马等负面形象的记载，都是有违史实的严重污蔑。虽然安石不拘小节，但他确是心系天下、开拓创新、清正廉明、洁身自好的巍巍君子、旷世大儒，若崔公是一个蝇营狗苟之徒，安石怎会与他私交从一而终?

其次，开封府所辖县令等官员需对府尹行跪拜之礼，或源于宋朝第二任皇帝赵光义，他在做皇帝前一直担任开封尹。阳武县在今河南原阳县境，其时属开封府管辖。崔公熙宁三年(1070)后方任阳武知县，离赵光义登上大宝已过了九十余年。跪拜之礼是否成例，崔公一问便知，怎么可能不问青红皂白地认定此乃府尹侮辱自己之举?诚如崔公疏中所言：“开封府辖下的县令等官，是侍奉天子主要官员的属吏，怎么能让他们像面见皇帝一样，对府尹也行俯伏跪拜之礼呢?”而《宋史》把崔公上疏之行说成是向王安石告府尹黑状的私下之举，显然是不合朝制和史实的。而县令等官员向府尹行天子礼显然违背了尊王原则，确需废除。崔公不畏权贵，据理力争，正是其革陋除弊思想和为官刚正不阿的体现。宋神宗“嘉其节”，对崔此举十分赞赏。

再次，所谓拭衣带一节，看似崔公千年也擦不掉的人生污诟。《宋史》而后，明代《永乐大典》、清代张英《御定渊鉴类函》、张玉书《御定佩文韵府》、陈梦雷《钦定古今图书集成》、吴士玉《御定骈字类编》等典籍均予以引用，并留下了“带尾”“带诟”“袍拭”等专属词语。然此情节，细考教去，真是漏洞百出。诚如梁启超先生所言：“不知踞厕时，何以有人在侧?而见者皆笑，又何在侧者之众耶?此直不尽情理、至秽极鄙之言，而以入正史，是诚何心?要之，凡其人稍为荆公所礼者，务必丑诋之，使不侪于人类而已!”而《长编》《宋史》所据，实乃北宋林希的《林氏野史》，该书今已失传。林希的人品是人所共知的，他起初对“三苏”推崇备至，曾为苏辙写过一联，赞“三苏”之才在汉代王褒、扬雄、司马相如、晁错、董仲舒、公孙弘之上。可后来，贬斥苏轼兄弟及司马光、吕公著、吕大防、刘挚等数十人的诏令，竟皆出自林希之手。林希毁谤朝臣时，罔顾事实，栽赃陷害，无所不用其极。苏轼读了林希给自己的评语，鄙夷道：“林大亦能作文章耶?”就连林希也觉得自己品行有亏，一次，他起草完此类诏令，掷笔于地，叹道：“坏我名节了!”章惇专权时，林希为顶上乌纱，不顾廉耻，先投靠了章惇，后因没能坐上心仪的执政大臣的宝座，他又投入章惇的政敌曾布的阵营。章惇罢相后，林希也如法炮制地对章臭骂了一番。诚如《宋史》所说，林希羞薄朝臣的言论，根本不足以玷污他们。所谓浊者自浊，清者自清尔。

可惜，《宋史》的作者似乎并未看到《续资治通鉴长编》关于崔公的完整记述。《长编》对《林氏野史》中有关崔公的记述还是比较审慎的，其文末称：据《宋实录·崔公度传》，崔公本末甚美，而对林希所说应慎重考证。“本末甚美”，当指崔公一生从头至尾都有君子之美德，毫无污亏之节行。崔公是否大节有亏，我们还可以从其为文、交友等方面进行探究。崔公与王安石的交游有安石的《答崔伯易书》《与崔伯易书》《与崔伯易思王逢原书》《和崔公度家风琴八首》等诗文为证。青年诗人王令(字逢原)“耻食宋粟”，终身不仕。王令流寓高邮时，与崔公成为密友，留下《赠崔伯易》《奉寄崔伯易》《送崔伯易归高邮》《慰崔伯易疏》等诗文近十篇。试想，若崔公品行低劣，澹泊名利、贫病致死也不改节的王令还会视其为同道中人吗?崔公还与孝廉楷模、文坛宗师黄庭坚及聋人教官、孝行突出的徐积等有诗文交谊。崔公如汉代扬雄，有口吃之疾，不能顺畅地与人交谈，但他思维敏捷，内心聪慧，读书过目不忘，著有《曲辕集》四十篇、《诗赋百咏》等，然仅存《感山赋》《明珠赋》《金华神记》等文。《感山赋》受到翰林学士裴煜、宰相韩琦及欧阳修等文坛大佬的赏识，欧阳修阅后，赞其为司马迁之流，韩琦也称他“守道甚笃，文章雄奇赡逸”。王安石则对其《明珠赋》情有独钟。

若论崔公之缺点，我们只能苛刻地提及其“性信鬼神”了。著名诗人陆游对至死都能坚守自我、节行如一的崔公敬佩不已，曾从高邮访求得崔公画像一幅，欣然赞曰：

古之君子，学以为己。可行则行，可止则止。

仕以行义，止以远耻。世衰道微，岂复知此?

蚩蚩始学，青紫思拾。万马并驰，孰能独立?

始虽弗急，后亦汲汲。我思崔公，涕泗横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