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驻地到福田公墓需要四十二分钟，好像隐喻了乡人汪曾祺的四十二年归乡路。导航和汽车的便捷将时空缩短，乡愁却似乎像应景的雨点般稠密。

我来看汪先生，当然因为高邮。学人们说先生的文章是一部“高邮传”。三千里运河之章流到高邮，因为镇国寺这个唯美的逗号停了一下脚步。那个坐在岸边往东张望的孩子眼中的一切，今天依旧在古城生机勃勃地演绎着春天。那些是长在心里的温情：青灰的屋脊、盘旋的鸽子、东门外的熙熙攘攘、夕阳里喊“二丫头”回家吃饭的迫切，以及文游台东去下河平原的稼禾尽观。那是高邮人的，也是汪曾祺的。十九岁出走的少年，云南、上海、北京……无论多么遥远的路，行囊里总是背着“高邮牌”的乡愁。有人说汪曾祺写的多是高邮。一个人记得自己的来路是对的，因为出发的地方才可能是归路。运河把古往今来与南来北往都连通着，还不是一条大河里的归家之情最为真切。汪曾祺是高邮的，高邮是读书人的，是汉语的，是所有人的故乡。所有人记得一个孩子的故乡，是因为他们走到那里都会惦记自己孩提时的模样。

故乡，不过是人们为回家而修辞的喻体。

我和先生之间未曾谋面的相识，除了高邮人的籍贯，以及一口难以改变的乡音之外，似乎也只有那些白纸黑字上的旧事为证据。我也曾做过一个流浪的孩子，但终于还是潦草归乡，说不出什么乡愁的依据。所以，我们常常不如一个有家不能回的孩子。今天，东大街上依旧延续一百年前的日色，故居或者纪念馆像一部精美的全集，却概括不了一个出走者的心绪。那个出生在元宵节的“惯宝宝”去了他乡，就不再有市井温暖的疼爱，于是他提起笔——在文章里、在宣纸上、在画卷中，一笔笔地题写只一个主题的“高邮传”。

春天，是这部传记的序章。我也是一个春天出生的孩子，也有着元宵节出生的巧合。我在春天的这个清明节来看他，道不出这个似是而非的理由。如果一定还要牵强附会地索隐，可能还有那已经面目全非的庵赵庄。庵赵庄是里下河平原上一个再普通不过的村庄。可是她毕竟又承载过一个出走者“写四十三年前的一个梦”。那个《受戒》的梦境中，一切已经往生为尘土：当年的流水不再，此间的屋舍变迁，村里的老人远去，其时的梦境崩塌，连记梦的人也不再归来。汪曾祺举家当年并未因为追梦，战火是一个无奈的理由，这隐喻了先生“清醒的浪漫主义者”的一生。村庄也没有想到，自己那个古怪的名字，竟然能永生在一部梦幻般的作品里：

这个地方的地名有点怪，叫庵赵庄。赵，是因为庄上大都姓赵。叫做庄，可是人家住得很分散，这里两三家，那里两三家。一出门，远远可以看到，走起来得走一会，因为没有大路，都是弯弯曲曲的田埂。庵，是因为有一个庵。庵叫菩提庵，可是大家叫讹了，叫成荸荠庵。

我小时便知道这个村庄。那时候没有读过《受戒》，也不知道先生的名字。村里人把“庵赵庄”读得更加讹错，音作“烟草庄”。这个庄子里有个亲戚姓赵，是我父亲的姑父。父亲早年曾在附近庄子上继承门户。他的这位姑父做和尚也是谋生的职业，照样有家属子嗣。他几次与我说过来此避难的汪曾祺，但我其时并不明白就里。汪曾祺来此也并非因为庄名的古怪，是他的姑父家在此有些田产。

后来，才知道这位姓赵的和尚买了当地庙产改作学校的房子，又改回作“慧园庵”。人们后来究根溯源说这是当年的“菩提庵”。我不愿意相信事实有如此的巧合与神奇。

毕飞宇说到汪曾祺，讲道：“汪曾祺不是用来学的，他是用来爱的”“汪曾祺纯净得像一块玻璃”“汪曾祺是一个人道主义作家”。我们今天走不了他的路。我们只能在他的路上走走看看，这就已经是无比的知足。虽然高邮还是高邮，但汪曾祺的高邮是他的，也已经是所有人的。先生说：“在高邮，秦观第一，鸭蛋第二，我第三。”这是天意和命数。他当年在云南，一定也想到过此前辗转云贵的乡党吴三桂。吴三桂的老家传说在马棚。那个地方出有名的“大慈姑”。先生日后写过著名的“咸菜慈姑汤”，一碗思念之情惹了多少游子的眼泪。他们都是漂泊的慈姑，自带苦涩而又回甘的乡愁。

今天的清明节，到福田公墓的路途不再曲折。四十二年的望乡之路，被一个乡人后生用四十二分钟抵达了。在公墓的“北二组‘来’字区”，我见到了那块坚硬而温暖的石头。那上面有西南联大的才子才女的爱情，有一生南下北上漂泊的执手相依，有一对“高邮湖上老鸳鸯”的美好往事。施先生也是一个游子，她守在先生的身边风采奕奕：

施松卿(1918年3月15日—1998年10月22日 )，福建长乐大宏人，生于马来亚吉兰丹州。新华社对外部特稿组高级记者，作家汪曾祺的夫人。

我请同行的人退去几步，按照高邮乡间的规矩，在京郊的土地上跪下磕了四个头，为了：

高邮汪曾祺 长乐施松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