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老了，真的老了，牙都丢了，双颊凹陷，颧骨高挑，一副老人常有的慈眉善目的样子，可我已好久不见母亲的笑容，她的快乐和许多记忆被窃走了。

父亲2015年7月走了以后，母亲陷入巨大的悲伤中，精神差了许多，记忆逐渐少了许多，再也难见她的笑容。于是，我们兄妹每天回家陪伴她，逼她写毛笔字、看书，带她出去逛街，试图让她慢慢回到常态。

那年农历九月九，重阳节，我没吃早饭就去母亲家看一下，催促她吃牛奶是我的早晨作业。进门，我说：“今天重阳，老人节，祝妈妈快乐!”母亲问：“吃糕了吗?”

“没有。”

“我去买。”

“不用了。”

“今天重阳节，应该的。”

一切都好，回家吃早饭。早饭还没吃完，敲门声响起，一听就知道是母亲来了。开门，她站在门口，拎了一塑料袋的小方块糕。母亲说要出去买糕，我以为说说而已，没当真，但她还就真买了送来了。

“拿一份，一家一份。”

我不敢迟疑，赶紧拿了一小袋。

“还有小旗。”

我连忙拿起一面小红旗。

“进来坐会儿。”

“不了，回去有事呢，做作业呢。”

母亲的作业，就是每天临一张大楷字帖。说完，朝我一笑。久违的笑脸。母亲终于笑了，她笑起来真好看。我的心一下子轻松起来。

重阳吃糕举旗登高，寓意积极向上兴旺发达。祝愿儿女幸福美满是母亲的心愿，在她的心里，儿女总是需要她的牵挂的。

母亲对待作业是认真的，无论三九三伏，每日一页，从不间断。一天，我对母亲说：“你写一张，我写一张，我们比赛好吗?”她眼睛一亮，来了精神，说：“好的。”于是我也写了一张大字。评判，当然我拜下风。我夸她写得好。她说：“退步了，退步了，瓦匠吃晚饭了。”嘴上谦虚，却是满面春风。我又看到了母亲的笑容，她笑起来真好看。

秋天的一天，我骑电动三轮车带母亲游镇国寺。大殿里拜垫一旁有个功德箱，母亲从口袋里掏出一张百元币(我们不让她口袋里放钱，她就是要放)，要丢进去。我拦住她，要她把钱送回口袋。她手里拿着钱，趁我没注意，不知什么时候还是丢进了箱里。一会儿后，待我再看，她已是空手。我问她：“钱呢?”她朝我笑了起来。我摸她口袋，百元币已不在里面。母亲的笑，是那样的安然好看，似乎还带着一点儿狡黠。看着她的笑，我也笑了。

时间在流淌，母亲的记忆就像蚕茧的丝，被一点一点地慢慢抽去，抽得只剩下对她儿时的家的丁点儿记忆。

她爱翻抽屉里的东西和各种照片，一看看半天，就像从来没有见过，指谁，她也说不出来，但她总是记得她母亲的模样。有时看着一样东西，看着看着就塞进了口袋。

一天，看她从口袋里掏出一张纸片要擦鼻子，我见不是面巾纸，抢过来一看，是张汇款单存根，是2008年汶川地震后第三天去银行捐款5000元的汇款单。这样的捐款，有好几次，我们当时都不知道。我们知道的只有一次，她到工商银行捐款给中国红十字会，办业务的是她的学生，学生说要给她写个小报道给《高邮日报》，她坚决不肯。回来时，我们都在家，看到她拿的回执，才知道。后来《高邮日报》还真有个小报道说了这事，我们拿给她看，她说这有什么写头呢。有天她顺抽屉，我们恰巧看到了她捐款的一些回执和中国红十字会给她的证书，才知道她已捐了好多次，有印尼大海啸、汶川地震、涝灾、雪灾，每次五六千元。

当我拿着母亲要擦鼻子的汇款单据，告诉她以前捐款的事，她笑眯眯地说：“真的吗，我有那么多钱啊?”我又一次见到了母亲的笑，她笑起来真好看，可我们的心，却是无法形容的酸楚难受。

母亲的爱心和善良，也熏陶感染传承给了她的孙辈。汶川地震，她的孙子、我的儿子第一时间去献血;2020年春节前新冠疫情爆发，孩子于年初一捐款给武汉协和医院500元。他说，千里之外，不能出力，只能这样聊表心意。我们听了，为他点赞。

眼前的母亲老了，老得什么也记不住，连笑也见不着了。看着慢慢失去记忆的她，我们是多么的无奈与不甘。什么时候，我们还能再看到母亲欢快的笑呢?

——本文才写成，我94岁2个月又15天的母亲，因为发热，肺功能衰竭，在2022年平安夜的晚上，于慈新医院离世。她定是带着些许不安而去，因为眼前的一切与她记忆中的记忆是那么的遥远和无奈;又可能是那么心安，因为，眼前的一切，与她的记忆又全不相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