轻柔的风，撩动了一池春水。临水的河边、沟边、渠边，一丛丛、一排排细长挺拔的杞柳，披着嫩绿的外衣，在春雨的滋润下，绽放出鹅黄的嫩芽，可劲儿往高里窜。远远望去，就像一堵堵翠绿的墙。每逢仲春盛夏时节，原野上触目可及的杞柳，曾是家乡一道别致的风景。

杞柳，一种落叶乔木。笔挺的枝条，树皮灰绿色，直径1.5厘米左右，高约两米多，因其柔韧的特性，是编织箱筐等器物的好材料。其叶对生或近对生，呈修长的椭圆状，次第生长，我不知道形容女人的柳叶眉，是缘于杞柳抑或垂杨柳，总之是让人顾盼生辉的。

依依挨挨的杞柳，绿了乡村，也承载了家乡工业经济的辉煌历史。1967年10月，大姑父雍海余和另外两名同事领命筹建以榨油和柳器编织为主的红旗油柳厂，他们拿着有限的启动资金，艰苦创业，用竹篙、土墼在镇郊乡师街北侧尽头的河对岸，搭建了7间简易厂房，招收农村柳匠10人，从事笆斗、大匾、簸箕等农用产品生产，一直到1969年3月份才转为外贸编织，产品也发展到箱、橱、椅、柜、果盘、花篮等几十个品种，既环保又美观更实用，远销美国、日本、新加坡等20多个国家和地区，深受外商好评。当时，红旗油柳厂、铝箔纸厂、饮料厂，三位一体，统一领导、单独核算，产值、利润较高，且三个厂同设在一个大院内，故称之为“界首工业大院”，在全镇工业中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随着外贸柳编产业的红火发展，1985年6月份，家乡界首又在和邻乡交界的六安闸北侧，建起了一家国光柳器厂，招收的工人一度时期达到了近300人，以适应供不应求的生产形势，也博得了“柳编之乡”的美名。

扎根于荒野的杞柳，无需施肥，不用修剪，生命力顽强。虽说没有杨树的高大挺拔，也没有垂柳的婀娜多姿，却有着固堤护岸的特殊功效，还是柳编艺人养家糊口的金枝玉叶。据史料记载，界首地区栽种杞柳的历史悠久，在清乾隆时就有了她的倩影。起初，只集中在九顷三、郑家墩一带种植，产品单调，多用于编制家用柳器。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大力发展村镇工业以来，栽植杞柳几乎遍及农村的河渠岸边，也有用低洼地连片种植的，年产量达100多万公斤，成为种植业的当家项目，从而与编织业配套成龙。

大姑父作为小镇柳编业的创始人之一，一生忠厚老实，低调做人、勤勉做事，原则性很强。唯一用了一次“特权”，就是为他的岳父、我的爷爷谋得了一份翻晒柳条的差事。收购来的杞柳要剥去外皮后晒干水分，否则不易保管。晒柳条的场地就在乡师街北侧一段空旷的圩堤上，爷爷用塑料薄膜和竹篙搭建了一个“人”字型的简易工棚，四周用成捆的柳条压实，只在北面留一个可供人弯腰出入的小门，基本上可以遮风挡雨了。我在快入学的年龄，曾和爷爷在工棚里小住了几日。白天，一个人独自在场地上玩耍嬉戏，有时也和爷爷打打帮手。晚上，枕着散发出柳木清香的柳条酣然入梦。清晨，在喜鹊、黄鹂、白头翁等鸟儿的交响乐中睁开了惺忪的睡眼，爷爷已从镇上买来了油条、烧饼犒劳我。

晒柳条一般在夏秋之交，季节性很强。爷爷非常珍惜这一份来之不易的零工。太阳刚从东方的地平线上探头，爷爷就将成捆的柳条摊铺开来，每隔两个小时把柳条翻个身，以便光照均匀。太阳快落山时，又将柳条聚拢打捆，堆放整齐。爷爷是个直性子，他曾操着浓重的老家海安口音，对前来检查工作的大姑父大声说道：“拿了公家的钱，就要对公家负责，你来与不来，我还是这样做，不会往你脸上抹黑的。”性格温和的大姑父听了这话后，打了个咳声尴尬离去。

柳编是一项劳动密集型的产业，不知道是投入和产出不成正比，还是产品的转型升级跟不上时代发展的步伐，家乡的柳编业从曾经的辉煌逐渐走向了落寞，如今仅剩下的家庭作坊式的柳编花篮行业，似乎还在维系着昨日的荣光和生命。风光一时的杞柳种植，也渐渐淡出了人们的视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