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偶尔有散杂文或诗词见诸报端，就常常被朋友拔高谐谑“作家”什么的，我蛮尴尬的。不过，尽管“作家”的帽子太大戴不了，梦还是做过的——当我打开尘封橱底已经泛黄的《野草》的一刹那，我承认曾经做过一次作家梦——又何止是我，那是近四十年前县城的一群文学青年的共同梦想。

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一度风靡的伤痕文学、改革文学掀起了社会文学热潮，那段时间，颇有文学爱好倾向的我陆续读过《班主任》《灵与肉》《飘逝的花头巾》《乔厂长上任记》，后来干脆下血本到邮局订阅了《小说选刊》《小说月报》《世界文学》等，似乎蹭到这份热闹便是一种时尚。

忽然有一天，我是怎么被拉进一个青年文学群体的，真是没有记忆了——好像是热气熏天的一个晚上，在县城北门外东台巷的一户人家，聚集了一群热爱文学的青年，自发成立了野草文学社。现在翻开这个文学社的社刊《野草》，确认那是一九八六年夏。记得也是在那时，乡贤汪曾祺先生作过一首七绝：

风流千古说文游，

烟柳隋堤一望收。

座上秦郎今在否

与卿同泛甓湖舟。

落款是一九八六年六月。这是他特地为那年春天县文联成立而作的贺诗，充满了对家乡文脉延续的一种期待。如此看来，县文联的成立与不久之后野草文学社的成立存在着合理而又必然的联系，抑或更是澎湃汹涌的文学浪潮鼓荡，使野草文学社正当其时地呱呱坠地。

文学社何以冠名“野草”，这是从大文豪鲁迅那“拿来”的吧?鲁迅先生有一部散文诗集《野草》，假其之意并不仅仅因为《野草》在中国现代散文诗的发展中具有开山意义，而更多的是鲁迅先生在书前《题辞》中表露的：

“野草，根本不深，花叶不美，然而吸取露，吸取水，吸取陈死人的血和肉，各各夺取它的生存。当生存时，还是将遭践踏，将遭删刈，直至于死亡而朽腐。”

“我以这一丛野草，在明与暗，生与死，过去与未来之际，献于友与仇，人与兽，爱者与不爱者之前作证。”

用这么隐晦的寓意——仅是我的猜度而已——对于悄悄怀有文学之梦的一帮青年，肩上无形压上了一副深沉的历史重任似的。其时的文学已经从伤痕文学、反思文学逐渐走出，“汪味”新风成为热捧，文坛正迎来向上向善的春天。刚刚当选县文联副主席的陈其昌在《野草》发刊词中热情洋溢地称赞和鼓劲：“草非乔木，虽无扶摇参天势，却能色绿千道河。这既靠搏动于自身的矢志不渝之情，又得借助于外来的敷教翊化之力。”他真诚地祝愿和希望这片“野草”“抖落身上童稚的娇嫩，舒展茎叶欢快的生机”。

社刊《野草》为八开正反铅字排版的小报，版面设计错落有致，很是正规，又颇见个性。略作变形的“野草”两字作为刊头，赋有现代气息，首期套红印刷甚是醒目。登载的文稿体裁以诗、散文诗、散文居多，偶有微型小说，篇幅虽小，然作者的才情跃然纸上。

当码起的文字变成油墨飘香的传说，相信使人永远不会忘却的是那片开垦的处女地——尽管这稚嫩的《野草》只是梦幻般的昙花一现，而在市内外的一些媒介上从此便不断出现了“野草”们逐渐成长的“身影”，叫人欣喜和敬佩。

相对于在文字上的作为，我是很卑微的，徒有野草的梦想罢了。“我自爱我的野草，但我憎恶这以野草作装饰的地面。”这是鲁迅先生警告的，我生怕对号入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