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文学》1977年发表了刘心武的小说《班主任》，卢新华的《伤痕》紧随其后。随后便是汹涌如潮的“伤痕文学”主导了文坛。

其时，我们这些经历过“文革”的在校师范生，一下子看到各种报刊杂志刊登的这些作品，心里有点兴奋，有点五味杂陈。其中不乏良莠不齐、蹊跷古怪、丧失人伦的作品，很快便使读者厌倦。

同学们订阅了多种杂志，《人民文学》《北京文学》《山西青年》等等，大家交换着杂志，交流着看法与话题。

正在这时，1980年10月份，有订阅《北京文学》的同学说，有篇小说叫《受戒》，有些与众不同，可以看一看。怎样与众不同，又说不清楚。于是同学们轮流着看了。

城区的同学看了，说，这不是写的高邮吗?文中的“善因寺”可是高邮城内的一座很有名的寺庙，虽然被拆，身脚下已是县粮食局，但这座寺庙的名字是常常被人提起的，高邮人特别是城区的人都知道，所以《受戒》当是写高邮的事情。

“民国二十年闹大水，运河倒了堤，最后在清水潭合龙。”清水潭，那不是高邮马棚湾的清水潭吗?有同学说。

湖西的同学说：“‘过了一个湖。好大一个湖!穿过一个县城。’这个湖不是高邮湖吗?”湖西的同学有这样的经历，他们觉得这个“好大一个湖”就是高邮湖。他们觉得，明子的老家该是湖西的，是他们同乡。

文中提到的“寒蛇”，就是高邮人所说的蚯蚓，农村的同学还说，我们农村把定婚叫下小定，小说里的“下小定”不就是高邮方言吗?“头发滑滴滴的，衣服格挣挣的”不都是高邮话吗?文中的地名、地理环境，大家都知道，文中的方言习俗，大家都熟悉，这一定写的是高邮。大家好像是在开《受戒》研讨会。

后来，我听爱人说，那时她的学校有两位四十岁左右的老师，边读《受戒》边议论说，作者一定是高邮的，语言地名俗语都是高邮的，说不定就是汪家大巷里的人。当时她还不认识我，也就没有关注作者的消息。

同学们争着看了《受戒》，觉得有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感觉，这是小说么，小说可以这样写么?这是个什么故事呢，写两个十七八岁的年轻人初恋，为什么把庵子里的情景写得这么详细，说是“四十三年前的一个梦”，1937年的高邮乡村，有这么个世外桃源吗?一连串的为什么从脑海经过，可谁也没往心里多想，大家也不懂文学评论。可是文中的描写，在切切实实地打动着读者的心。“她挎着一篮子荸荠回去了，在柔软的田埂上留下了一串脚印。明海看着她的脚印，傻了。五个小小的趾头，脚掌平平的，脚跟细细的，脚弓部分缺了一块。明海身上有一种从来没有过的感觉，他觉得心里痒痒的。这一串美丽的脚印把小和尚的心搞乱了。”大家都在农村生活劳动过，谁没见过女孩子在田埂上留下的脚印?可是读到这里，心中浮现出的田埂上的那串串脚印，竟那么楚楚动人。这里，文字和意象高度地统一，让读者感受到了一种无言的美。这一串脚印，撩拨了小和尚明海的心，也撩拨了一批批读者的心。

《受戒》让读者从文学的角度看到了一个“桃花源”，一个没有阶级、没有斗争、没有压迫，风和日丽、平静如画的“世外桃源”式的圣境，一个存在即合理的“四十三年前的一个梦”。

几天后几个同学在一位老师家玩，大家闲聊时说到了《受戒》，并问老师对这篇小说的看法。老师用不屑的语气说了一句：“写的什么东西!”表明了对《受戒》的不同理解和态度。文学当然需要不同的理解，需要正常的争议。也说明了《受戒》给当时的社会带来了一定的冲击。也验证了当初汪曾祺把稿子给《北京文学》时说的：发表它是要有胆量的。

我回家问父亲可知汪曾祺这个人，父亲说，这是你的一位堂哥呀。这才知道作者与我们家的关系，原来他的祖父与我的祖父是亲兄弟，他父亲与我父亲是嫡堂兄弟。还说了汪曾祺曾参与过样板戏《沙家浜》的改写。我为家族有这样的人自豪。

之后的文学评论界对《受戒》有过争辩，从发表的年代时机，从小说的结构、语言、文体、写作风格、美学、风俗、宗教、人性等不同的视野，多角度深入地进行研讨，褒奖占了主导。随着《大淖记事》等一批经典之作的出现，奠定了《受戒》和汪曾祺在文学史上的地位。

1981年夏天，汪曾祺长子汪朗和他镇江的大姑妈第一次来到高邮，我见到了他，其时他正在人大读新闻专业。两个月后，受高邮县政府的邀请，汪曾祺回到阔别四十二年的家乡。在高邮，汪曾祺多次多地作了有关文学的讲座。那次在百花书场的讲座中，汪曾祺谈到了怎样刻画人物，谈对《大淖记事》中巧云等形象的描写，谈对民间语言的喜爱与运用，说他还记得小时候理发店门口见到的对子——“虽是毫厘手艺，却是顶上生意”，说他小时夜里听更夫打更时喊的一句话——“屋上瓦响，莫意猫狗，起来望望”，简捷明了生动……

汪曾祺是高邮的，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他自称为“一个中国式的抒情的人道主义者”。肯定人的价值，追求人性的自由，正是他送给人间的“小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