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家线厂在高邮东大街草巷口西边，是一幢旧式的小阁楼，右边是戴车匠的家，两家都是从高高的坡台子上去，与这条街面上其他人家相比，这两家好像是悬在半空中的，有些鹤立鸡群的样子。戴车匠车的木屑时不时还飘到街心上，马家线厂早已成为住家了。街对过是陶鲁家，向东不远，从草巷口拐个弯进去就是靳彝甫家。陶鲁有个儿子东大街上人好多都有印象，香烟不离嘴地沾在唇边上，喜欢吐烟圈儿逗小孩子玩，从早到晚就一根火柴棒儿，在如意楼身底下的烧饼店打烧饼，很高很瘦，外号叫“二大烟鬼子”，因为他确实抽过大烟。靳彝甫的儿子靳林是高邮炕坊的会计，戴过右派帽子。他衣履干净整洁，核桃脸，长得像电影演员邵万林中年的模样。为人很好很君子。每年秋天育肥场家禽收购旺季，他都被派到那里签票。他半天坐下来不作兴挪动一下身体，字写得笔笔真。而汪曾祺《岁寒三友》中的那位王瘦吾，其原型倒很像马家线厂的马大太爷：“他家的绒线店是一个不大的连家店。店面的招牌上虽写着‘京广洋货，零趸批发’，所卖的却只是：丝线、绦子、头号针、二号针、女人钳眉毛的镊子、刨花、抿子(涂刨花水用的小刷子)、品青、煮蓝、僧帽牌洋蜡烛、太阳牌肥皂、美浮灯罩……种类很多，但都值不了几个钱。每天晚上结账时都是一堆铜板和一角两角的小票，难得看见一块洋钱。”马大太爷乐善好施，为人孝义，正经的礼帽长衫，是东大街上出了名的君子人物。马家线厂的后人有当教师、医生、在外地当画家的。

当教师的那一位就是我在一沟小学的老师马素霞。马老师个子高高的、白白净净的，戴着眼镜，说话慢言慢语，一辈子就像个天真可爱的大小姐，没心没肺。我跟爸爸住在吉升酱园的时候，二姐上高邮来经常带着我到马老师家玩。马老师的丈夫是我们一沟小学的刘校长，外号“刘大麻子”。我六岁那年秋天，二姐把我带到学校报名，应该是年级下学期了。刘校长的桌子在进办公室的第一张，他的一张大脸上有很深的麻子，威严得让人害怕。当时我穿的是小姨买的方格子小翻领上装、妈妈做的小方口布鞋。刘校长问我是男孩还是女孩，我回答是男孩，二姐说是弟弟。我报名时开学也差不多一个月了，没有拿到课本，书包里只有二姐为我买的作业本和铅笔、橡皮，还有一只铅笔刨，一直“听”到寒假。之前我已经认识好多字，所以跟得上班。过了年开学直升二年级。读完二年级又跳到四年级，在马老师班上。我的作文《记妈妈的一件事》被马老师抄在黑板上做示范。湖南有一位在铁轨上救下三个儿童，失去左臂和左腿的小英雄戴碧蓉。马老师读报纸的时候几次摘下眼镜揩眼泪。她让我代表全班同学给她写一封信。马老师读我写的信的时候，也几次摘下眼镜揩眼泪。

马老师每星期一早上从一沟车站下车，都有从那里经过的学生帮她拎东西、抱小孩。马老师经常给学生捎戴车匠家车的陀螺。那陀螺又大又光滑，抽起来嗡嗡的响，鞭子一甩，“叭”，要多带劲有多带劲，中心按一只图钉转起来还银光闪亮的，真逗。马老师的妈妈马奶奶是位刷刷刮刮的小老太婆，绾个龟壳一样的螺螺髻。女儿到哪里她跟随到哪里，因为女儿不善家务。这时候刘校长调到县电影院当主任了。二姐每次带我上电影院看电影，只要刘校长在门口检票，她就只买一张票带我进去。刘校长的那张带麻子的大脸盘已经不再让我害怕了。后来刘校长两度担任县曙光中学校长，狠抓校风校纪，升学率跟县中、一中并齐。因为曙光中学的生源大多是东大街一带挑箩把担、做生意买卖人家的子女，读书与不读书很无所谓的。在刘校长的“鞭策”下，好多不识字家庭的孩子通过读书改变了命运，赢得社会的尊崇。

跟马老师搭班教数学的是一位姓高的女老师，带着一个跟我年龄一样大的小女孩，从没有见她丈夫来过。她有“抖抖子病”，经常讲课讲得好好的，突然浑身抖起来，头一点一点地说不出话，就趴在讲台歇一阵子又站起来讲课，有时候一躺下来就是几天，都是马老师替她上课，马奶奶照料她母女生活。这病是当年日本鬼子的飞机在她家屋后丢了一颗炸弹，把她的神经震坏的。高老师很可怜兮兮的。我上五年级那年马老师调到城上。高老师也不知所踪了。

马家线厂是不是汪老《岁寒三友》其中的一个原型已经不那么重要了。马家毕竟也是东大街上非常善良、规矩的人家。恰似汪老描写的那样：“因此，他们走在街上，一街的熟人都跟他们很客气地点头打招呼。”他们既像是晨曦的阳光，又像是老街的夕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