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眸中国文学史，离不开汪曾祺。研究新时期先锋文学，研讨汪曾祺，绕不过小说《受戒》。汪曾祺的文学史地位和意义，是由《受戒》这块核心底座参与奠定的。汪曾祺在《受戒》的末尾特地注明：“一九八O年八月十二日，写四十三年前的一个梦。”

眨眼之间，恍如梦境，《受戒》发表已经43年了。研究和评论《受戒》的文字，更是与日俱增，常评常新。评论家马风从与刘心武小说《班主任》的比较中，从文学史角度论证：“真正使新时期小说步入新的历史门槛的，应该是手里擎着《受戒》的汪曾祺。”李锐从形式变革的角度指出：“新时期小说文体变革是从《受戒》开始的。”格非则从小说观念和文学传统的角度认定：“汪曾祺是先锋文学第一人。”这三位的评价和论述是中肯的。《受戒》确实为新时期的小说创作，树立了多维度标杆，在同类作品中，至今难以超越。

43年来，人们对《受戒》的艺术性、创新性形成共识，但对其反映、折射的现实性、政治性认识不够，有人甚至激言：《受戒》是“逃避现实”的避难所，是“去政治化”的桃花源。其实不然，极具有艺术力地表现了政治，艺术之美和政治之美并蒂莲开，也是《受戒》的先锋和创新之一。

一、咬“戒”之饵，拖钓者入潮，于无形中表现思想解放、破除清规戒律的时代政治

汪曾祺在与台湾作家施叔青的对话中言明：“我写《受戒》，主要想说明人是不能受压抑的，应当发掘人身上美的诗意的东西，肯定人的价值，我写了人性的解放。”“人是不能受压抑的”“人性的解放”，这是我们解读《受戒》的密钥。在谈到以小英子为代表的农村妇女心理比较健康、摆脱礼教束缚时，汪曾祺挑明：“这是思无邪，诗经里的境界。我写这些，跟三中全会思想解放很有关系，多年来我们深受思想束缚之害。”建国后的历次所谓政治运动，对人压抑最大的是极左紧箍咒般束缚的“清规戒律”。通读《受戒》，我们不难体会，“受戒”是引子、是障眼，骨子里都是蔑戒、逆戒、犯戒和破戒。

当和尚，是要受戒、持戒、守戒的。“这个庵里无所谓清规，连这两个字也没人提起。”小说一边说庵里没有清规戒律，一边又表现善因寺里还有清规。小英子则不受清规戒律的压抑，她兴奋地来到善因寺，看望受戒中的明子。迎门矗着两块大牌，一块写着斗大两个大字：“放戒”，一块是：“禁止喧哗”。到了这里谁也不敢大声咳嗽。连吃粥都不能出声，否则也成了变相的“喧哗”。大和尚手握戒尺严禁，谁吃粥吃出声音，谁就要吃戒尺。“那么多的和尚吃粥，竟然不出一点声音!”其禁忌真比一言堂还厉害!小英子见到明子坐在里面，“管他禁止不禁止喧哗，还是大声喊了一句：‘我走啦!’她看见明子目不斜视地微微点了点头，就不管很多人都朝自己看，大摇大摆地走了”。她视寺庙为自家的庭院，把清规戒律踩在脚下。具有反叛精神的小英子，几乎成了蔑戒、逆戒的圣女。

庵里犯戒、破戒的言行随处可见。老和尚过年也吃肉。大师父收钱记账。其他师父呢，不务正业，各有所好，各尽其兴。小和尚明子常离开庵里，去帮助干活，和小英子暗生情愫，明子和小英子在芦花荡结合了，受戒之日就是破戒之时。

二、逆“流”而上，有机融合，携永恒生命和爱情的美学清新归来

在极左年代的文学作品中，政治挂帅、艺术次之成为主流，爱情、人性、自由等成为禁区。粉碎“四人帮”，文艺得解放。《受戒》里的爱情和婚烟，突破了革命加爱情模式，自然“出格”。《受戒》的爱情和婚姻是被边缘化的“伊甸园”，边缘化的地域——城郊的农村，边缘化的环境——庵、庙和小庄子，边缘化的人群——和尚、农人。边缘的边缘不愿被清规戒律所束缚，更何况其他地域、其他环境、其他阶层人呢。

《受戒》写小英子和小和尚明子的爱情颇具特色：一是小英子总是占具主导地位。在小英子有形与无形、有声与无声的出击下，明子于真爱中被牵着走，走着走着，就相互依偎了。二是明里暗里有戏谑的味道。萻提庵被讹叫荸荠庵，茡荠庵里有“茡荠”，小英子有意将明子的脚趾当作茡荠踩;看着小英子的脚印，明子那颗明澈的心乱了。乱了和尚，彰了人性，还了本真。三是水到渠成、瓜熟蒂落。汪曾祺很精细，把两人爱情发展逻辑理得合情合理。两人初识，小英子主动搭腔，以后一直叫明子，叫小名才显无间。明子拿着打兔子兼偷鸡人的铜蜻蜓和小英子一起玩，两人用小英子家里的鸡做试验，玩到、试到这个份上，青梅竹马，两小无猜。明子帮小英子家干起薅草、打场、夜晚看场、车水、汪牛、踩茡荠等农活。特别是认了干娘，两人夜晚并肩坐在石磙子上看场，从而发展到在踩茡荠时，小英子总是故意踩明子的脚，两人就“踩”到一起了，这就为划船划到芦花荡里野合奠定了感情基础。四是清纯、干净而富有诗意。小说中富有诗意的细节描写耐人寻味，真实而空灵，自然而深情。在写小英子、明子的交往中，“花开”三度，就很有诗意和韵味。首先，小英子家“房檐下一边种着一棵石榴树，一边种着一棵栀子花，都齐房檐高了。夏天开了花，一红一白，好看得很。栀子花香得冲鼻子。顶风的时候，在荸荠庵都闻得见”，栀子花香飘庵里，似乎暗合一枝红杏出墙来。其次，明子给大英子画绣花样子，就是小英子请来的，就是小英子掐下实物，让他照着画的石榴花、栀子花——画得真，画得鲜，画得跟活的一样——爱情之花也鲜活在两人的心上。再次，小英子到善因寺接明子回来(途中划船须经芦花荡)，小英子的打扮也离不开花：“小英子这天穿了一件细白夏布上衣，下边是黑洋纱的裤子，赤脚穿了一双龙须草的细草鞋，头上一边插着一朵栀子花，一边插着一朵石榴花。”两朵花又出现了，花为心上人而插，他俩的爱情成熟了，想“压抑”也“压抑”不了。

三、寻根溯源，有心插柳，汪曾祺表现文明政治的勇气和艺术来自改革开放的好时代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科学、文学的春天来到了，手擎《受戒》的为什么是汪曾祺?这看起来好像有些偶然，实际上具有俊才逢盛世、出手成经典的必然性。

一是诚心诚意地向社会向生活学习。汪曾祺向古今中外学习，向各阶层群众学习，向现实生活学习，不断端正自己的文学观、政治观、人生观和世界观。“受过伤的心总是有璺的”，汪曾祺用新时期的精神、创作和工作实绩，实现自我弥补、自我修复。就连回高邮探家，他也不放弃深入生活、反映现实。他实地采访修鞋匠高天威，以其为原型，完成了反映文革派性作怪、干部作风腐败的小说《皮凤三楦房子》。善于学习、思索和实践的汪曾祺，有着过去生活的阅历，拥有丰富的创作才能，又喜逢解放思想、改革开放的好时代，他犹如春天的种子，生根、开花，结出《受戒》的果实是必然的。

二是理论和实践上的清醒与自觉。早在1947年，汪曾祺就撰写《短篇小说的本质——在解鞋带和刷牙的时候之四》，其中关于小说的定义、模样、结构、语言、诗意、留白、情感、责任、叙事方法，以及小说的开放性、现代性、包容性等，现在读来还是十分亲切，依然是旗帜式、纲领式的文献。在谈到《受戒》《大淖记事》等小说的创作体会时，汪曾祺说：“我的作品和政治结合得不紧，但我这个人并不脱离政治。我的感怀寄托是和当前社会政治背景息息相关的。必须先论世，然后可以知人。离开了大的政治社会背景来分析作家的思想，是说不清楚的。”汪曾祺还说：“写旧生活，也得有新思想。”汪曾祺是这样想的说的，也是这样付诸创作实践的。

文学作品中的政治，不能违背世道人心，不能让人厌腻和反感。汪曾祺对政治有着自己的深刻认识和独到见解，他的作品包括《受戒》，精确地表现了文明政治的美，让政治艺术地抵达人心，让文学之美和政治之美水乳交融。汪曾祺说：“我想主题不要外露，包藏的越严越好，思想溶化在形象里。”在《受戒》《大淖纪事》等作品中，汪曾祺是对政治倾向作了“淡化”和“隐蔽”处理，这种处理不是“淡”得无边、“化”得全无、“隐”没踪影，而是润物细无声。人们可以借鉴和吸取《受戒》的创新精神和艺术成果，但不能唯此独尊，不可以也没必要群起仿而效之、唯此推而广之。

三是始终追求“有益于世道人心”的创作境界、责任和效果。历经寒冬的汪曾祺，倍觉世间温暖的宝贵。温暖是多元的，人们需要经济、政治、社会、自由、人性等多种温暖。《受戒》里充满了温馨的烟火气，庵里除了念经、放焰口、打牌之外，也有几个账本，经营生财之道。小英子的父亲是个能干人，不但田里场上样样精通，还会罩鱼、洗磨、凿砻、修水车、修船、砌墙、烧砖、箍桶、劈篾、绞麻绳等;小英子的母亲是个聚宝盆，一天不闲着，煮猪食，喂猪，腌咸菜，舂粉子，磨小豆腐，编蓑衣，织芦篚，剪花样子等。在帮工的日子里，是要改善伙食的，打场的号子响彻乡场。庵中、庙里存欢乐，庄上、荡里有欢愉。人们挣扎着、劳动着，为的是生活能有余一点，后人活得好一点，未来更温暖一点，朝着“向阳门第春常在，积善人家庆有余”(小英子家的门联)的小康之家更近一点。民众福祉，百姓甘苦，人间温暖，始终萦绕在汪曾祺的心头、笔端。

在汪曾祺的作品里，虽然没有突出政治，但不等于没有绵里藏针的思想、锥处囊中的政治。《受戒》的文眼是“戒”，看起来是守戒的，而实为破戒。小说表现破戒用笔最为着力的有两处：一处是明子和小英子的爱情成熟了，水到渠成地划进芦花荡。另一处是和尚吃猪肉，汪曾祺一步步将吃肉推上了犯戒、破戒的高潮，也是破除清规戒律的高潮。

《受戒》的诞生，是解放思想、改革开放时代之大幸，是文学革命、艺术创新之大幸，也是汪曾祺本人之大幸。“温暖的篝火在燃烧，作家应该往火里投进几束薪柴。”《受戒》发表已经43年了，汪曾祺梦到的情景也已过去86年了。《受戒》如春日花树，繁花似锦，令人惊艳。字里行间，初看平平常常、浅浅显显，深思细评难达底蕴、难抵妙谛。一千个人阅读，有一千个《受戒》。人们会一代代阅读下去，《受戒》的余辉余韵余温也将持续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