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年八月的一天，一男一女两个军人领着一个男孩，一路问着来到沈家厦，来看望女军人的父母。女军人的父母，就是从泰州下放到沈家厦的一对退休老教师。

沈家厦，高邮东乡，离城约六十里，去高邮城还算方便，往返泰州，却很费周折。

我在沈家厦当代课老师时，认识了高老师夫妇。

高老师夫妇都已退休，适逢“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在城里吃闲饭”的运动，于是带着最小的女儿从泰州城被下放到这里。女儿在三垛中学上高中，俩老人为沈家厦做着他们能做的事情，资助有困难家庭的孩子读书，办晚间扫盲班，给钱帮助农民就医，种点四时菜蔬分给四邻……

高老师是教物理的，电的事情他懂，能修理无线电收音机，可在这里，不要物理，也不要物理教师，收音机是稀有物件，除了教书，高老师还能做什么呢，于是生产队的用电安全，成了他上心的事。高老师随身带了一个小本本和笔，开始了对周边用电设备的考察。他场头上转转，变压器下看看，电线杆子望望。就这一转一看一望，还真看出了许多问题，发现了很多隐患。

场头上的用电设备管理马虎，电动机不用时，上面就搭块化肥袋搁几块泥巴压着，电闸刀盒子上的小门没了，上不了锁，于是，高老师拽着生产队长和生产队的电工来看，告诉他们这样有什么什么问题，该怎样怎样做。队长和电工经不起高老师的磨，把闸刀盒子修好了，配上了锁，用木板给电动机做了罩子，罩在电动机上，罩子上再盖上塑料布防水。

最让高老师揪心的，是这广播线杆。两人高的树，锯下，砍去枝杈剥去皮往田边一竖，就是广播线杆了。间距也不讲究，裸铁丝在两杆之间耷下来，人走在下面，扛件农具就能碰到，不广播时不带电，广播时带电。可对于广播线杆子的事情，这里的人们司空见惯，觉得就该这样，没什么大惊小怪的。为这，高老师和大队支书王书记杠上了。老人坚持用电要讲安全，王支书尊重老人，却无力更换这批广播线杆。于是老人见到支书就拽住他说线杆的事，支书看见高老师就躲开了去。我记得老人拖着疲惫的病体，夹着香烟的手臂横在前襟不停哆嗦，由于气愤而气喘吁吁的神情和一口苍老的泰州语音：太危险了，要出人命的。我也记得王支书的话：看见一回就拽住说一回，真怕他了，这么多年，也没出过事。于是带病的广播线杆成了高老师与王支书之间僵持不下的痛。

高老师家来“亲的”(我们那里的农村，把来亲戚叫作来亲的)的消息传遍了不大的沈家厦，普通人家来了亲的都令村上人兴奋，更何况是来了两个解放军带着一个孩子的亲的呢?当两个军人领着孩子出现在高老师的家门口时，他们身后已跟了好多看热闹的村民。

父女相见，母女相见，这一别一见，竟相隔了二十五年，这是女儿参军后至今的二十五年。六目相视，三双手相抚，父母女儿欲语凝噎，二十五年相思的凝重，深深地刻在了脸上。原来，高老师的大女儿上世纪四十年代在上海读大学期间，就成了中共地下党员，1948年参了军。当固执老派的高老师得知女儿的情况时，竟再不肯相认，他觉得女孩子不应荒废学业去当兵。待到抗美援朝，女儿去前线之前回了一次家，开明的母亲理解了女儿，说你既走了这条路，就不能中途当逃兵。此后也都是母亲与女儿通信联系，女儿也再没有回过家，高老师的小女儿也从没见过这位早就入党参军的大姐。没想到父亲不肯相认的大女儿却在父母遭罪的日子里，千里迢迢领着爱人和小儿子来看望他们。父女相见令人唏嘘，令人动容。好多看热闹的女人落了泪。

高老师一家早该是受人尊敬的军属，可极左横行，家庭出身不好的阴霾缭绕不散，时代的蛮横剥夺了老人在城市生活的权利;在三垛上高中的女儿，不断被老师告知“不要有资产阶级的生活方式(高老师小女儿天然卷发)，要积极向组织靠拢”“家庭出身不由己，革命道路可选择，要和家庭划清界限”……

文革结束，高考制度改革后，我考上师范，离开了那里，高老师的小女儿高中毕业工作两年后考上了大学，高老师老两口也终回泰州。

上学期间，我忽然听到一个噩耗，王支书因触电不幸离世。王支书调到公社当了科长，工作忙时，常住在公社。那天下半晌，王支书回家，吃了晚茶，扛了推耙，为自家秧苗松根除草。天黑收工上田埂欲回家，谁知扛在肩头的推耙上的铁齿碰上了电线……

那一夜，王支书没回公社也没回家。

那一夜，雷雨交加……

没料到，高老师的话，竟一语成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