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唱着“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迎来高邮的第二次解放。1949年10月13日，中国少年先锋队成立，几乎同时我在城中小学第一批系上红领巾。小小少年，鲜艳的红领巾飘扬在胸前，骄傲地行队礼。而当时，父亲参股的同德布店倒闭，以致父亲失业在家，后由赵怀理介绍，到车逻轮船站卖票。来回三十里，为的是每天八毛钱，这样有大半年。父亲说：“活人嘴里不长青草，太阳会照到我家。”赋闲一年后的春天，他在供销社合作总社拿到了一张工作介绍信，欢欢喜喜地到送桥供销社报到，成了一名布匹柜台的职员。

父亲经过短暂失业的烦恼，更懂得有饭碗的重要。送桥供销社，我去过一次。父亲宿舍没有衣柜，床头放有小皮箱。那晚，我与他抵足而眠。早上起来，父亲先整理内务，上班后就站柜台。父亲一人当班，柜台成L形，货架后有记事簿与老黄历。当时的送桥主要就是南北向的一条街，相当于邮城焦家巷的宽度，一般赶集日、节日人多，买布的也多。有顾客来买布，父亲将布放开让顾客看，不满意的再换，不厌其烦。一位比他大的老大妈为其女儿挑布，做结婚新衣。当时的衣服不是黑色就是蓝色。父亲选了一匹带花纹的布，老大妈很满意，按照女儿身材尺寸剪裁了一块布料。中午父亲请对面柜台的职员照看一下，他去公社食堂吃饭，一小时内结束。父亲无午觉的习惯，大约是职业使然。

当时无电话可通，我们通过书信与父亲联系。我在整理父亲的遗物时，看见一信：“玉英(我的母亲)，上次趁人带的30元收到了吗?我这里一切安好，请放心。笃源字”父亲当时月工资42.5元。他也有喝酒、看戏的爱好。他爱京剧，但农村文娱活动少，故有什么戏看什么戏，只求一乐。有一次，他应张公渡同事所约赴喜宴，宿于张公渡分社。第二天大早，他在张公渡看湖上日出，如同海上日出，先是道道金光，红日冉冉上升，须臾之间，就是通红的太阳。他说：“在张公渡看日出最好看。”后来父亲调至菱塘供销社。有一位同事孙家鼐，两人共管布匹部，因进货品种多、质量好，安徽天长、邗江公道都有顾客来。工作虽忙，但生意兴隆，干得也高兴。父亲春节回家，高邮湖冰冻无帮船可乘，于是肩扛手提各样年货，走旱路二三十里回家团圆。

1958年秋季，我经好友陆正宏介绍，去县工业学校工作，主要负责教导处内务、接信转发、接电话、刻试卷、印试卷，还负责为实习的男生发澡筹等琐事。参加由雍友生、张益清负责的生产四辆平车的铁制车辆翻砂见习、实习。有时最不高兴的是为工友老华代打钟，只要摸到钟绳，心里就憋着一股气。当时教导处主任颜峰，也是一名党员。颜主任看出了我的不安分，对我工作态度不满意，曾对陆正宏说：“陈其昌不愿意干，今天说，明天就结账走人，像他这样的年轻人多的是。”亏好友解释，才没有把我除名，直到1959年8月学校停办。若干年后，颜主任去世，我特地赶到扬州送行。我很感念工作之初领导的严格要求，才使我懂得本分做人、踏实做事的重要性，为我后来在界首、临泽农中吃更大的苦夯实了基础。记得我的第一个月工资15元，全部交给了母亲，以后每月如此，要用钱再向母亲拿。我的工资虽然微薄，但也算为家里添了一份收入，从此母亲不再去人家做保姆了，祖母也不用设摊售货贴补家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