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好事，行善举，历来为人称道。然而，孔子告诉我们，不是所有人的所有善举都能有好的结果，或者是好的反响。

《吕氏春秋·察微》中记载的一则故事，就很值得深思。

鲁国之法，鲁人为人臣(男奴仆)妾(女奴仆)于诸侯，有能赎之者，取其金于府。子贡赎鲁人于诸侯，来而让，不取其金。孔子曰：“赐失之矣。自今以往，鲁人不赎人矣。”取其金，则无损于行;不取其金，则不复赎人矣。子路拯溺者，其人拜之以牛，子路受之。孔子曰：“鲁人必拯溺者矣。”孔子见之以细，观化远矣。

故事讲了子贡赎人而不到政府拿钱，子路拯救落水者而受了对方一头牛的奖赏。

按理说，子贡不要政府补贴不是好事吗，而子路帮了别人，收了别人的赠予是不是有点不仗义，至少是小气呢。

可是，孔子不这么认为。当孔子听到子贡赎人不到政府领钱的事时，直接批评子贡做错了，而且预测，鲁人以后不会再赎人了。

孔子为什么要这么说?

有必要简单地介绍一下子贡。

子贡是孔子的学生，是孔门十哲之一，列言语科。

子贡出身商家，做孔子学生的时候，一直边学习边做生意，生意做得挺大挺红火。孔子曾曰：“回也其庶乎，屡空。赐不受命，而货殖焉，亿则屡中。(颜回呀，他的道德修养已经差不多了，可是他常常很贫困。端木赐不听天由命，而去做生意，猜测市场行情往往很准。)”(《论语·先进篇》)就连司马迁都说“七十子之徒，赐最为饶益”。子贡是孔子学生中最富有的。然后，又先后做了鲁国和卫国的国相，每到一国，其君主与其分庭抗礼。可以说，子贡是商人中的高官，是高官中的商人。

子贡这么有钱，在国外做生意时，赎几位国人，是不费吹灰之力的，不到政府领补贴，也是可想而知的。在子贡看来，这是为国人做好事，为政府减压力，不是一件好事吗，怎么会遭到老师的批评呢?当时的子贡也一定是一头雾水。但是，凭子贡一己之力又能赎几个人呢，鲁国既然出台政策，不是指望某一个人凭自身能力赎回一两个人，而是鼓励所有国人行赎人之义举。有了政策的激励和支持，赎人的局面才会被打开。

但是，被子贡这么一操作，情况可能出现逆转。你想想，子贡赎人不领政府的补助，而得到了人们的赞誉;如果有一个人赎了人，而到政府领钱，结果会怎么样呢?人们可能会将其与子贡比较，说，人家子贡多好，赎了人不要钱，而某某赎了人就到政府拿钱，言下之意，是此人不如子贡高尚，弄得赎人者灰头鼠脑。进一步想想，这个人或许拿出家中所有的钱赎回了人，如果不到政府领钱，便过不了日子，甚至是借了部分钱而赎人的，不到政府领钱，便背上债务。相应政府号召，做了好事，贴了钱，又得不到好讨，谁吃饱了撑的!

子贡不同，子贡有的是钱。子贡赎人，考虑的不是钱，说得高尚一点，是为了国家利益，体恤为臣为妾的同胞，说得现实一点，是为了获得好的名声。钱对于子贡来说，根本就不是事儿。

然而，在鲁国，有子贡之经济实力者又有几人呢?谁愿意倾家荡产去赎一个与自己不相干的人?子贡所为，破坏了国家政策，打击了国人行义为善的积极性，是好心做了坏事。所以，孔子要批评他，并且沮丧地感叹“鲁人不赎人矣”。

子路则不然，做了好事，取应得的酬金，非但没有人指责，而且得到老师的表扬，并由此预测“鲁人必拯溺者矣”。

《吕氏春秋》的作者从孔子对故事的态度上，赞扬孔子“见之以细，观化远矣”，即能够从细小处看到对社会的深远影响。

子贡所为错在哪里呢?根本上错在拔高了道德标准，使一般人望而却步，难以跟从。

做好事，行善举，是社会道德。这种道德是社会普遍能够接受、能够遵守的。但是过了头，就可能走向反面，像子贡那样，就不是一般人能够做到的。

打一个比方，有一位老人倒地了，你让我将他扶起来，我做得到。你让我将他送到医院，我也可能做得到。但是，你一定要我为他付医药费，并在医院里像孝子贤孙一样地侍候他，直到康复，我做不到。于是，你就说我不道德，哪还敢扶老人，敢送他到医院吗?我有可能就佯装不见扬长而去了。

再比如，在单位，敬业爱岗，是职业道德。我用心做好自己的工作，不懈怠不出错，但如果你让我天天加班，而且不要报酬，我做不到。因此你就说我职业道德不佳。这搁谁能够受得了呢?不炒老板鱿鱼才怪。

道德是社会运行的基本准则，是为人做事的基本标准，具有普遍的社会性、民众性和民俗性。一种美好的道德，是引领人们向上向善的，使更多的人追求之。我们不能说子贡赎人不取钱不是好的品德，但这种道德一般人难以遵从，曲高和寡。如果要求所有人都像子贡那样，赎了人不到政府领钱，非此，即为不道德，不但不可能，而且是标准的道德绑架。

孔子所以批评子贡，深层次的原因正在于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