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人以为孔子是个老顽固，其头脑一定固不可彻。起初，我也是这么认为的。

认真研读《论语》《孔子家语》以及《左传》《史记》等典籍，证明我们的想法是错误的。

孔子有一颗创新而务实的脑袋。

有人势必要问，孔子提出“克己复礼”，还不是守旧顽固、复辟倒退吗?

我们读一篇文章，评价一个人物，不能离开特定的时代背景。特定的时代造就特定的人物，特殊的背景影响和塑造人的灵魂。孔子生活在春秋末期，早已是礼崩乐坏，战争不断，社会秩序混乱，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孔子只是想借“恢复周礼”，敦促统治者推行仁政，建立稳定和谐的社会秩序，让人民过上小康、大同的生活。

因此，不能简单地把“克己复礼”与顽固守旧划等号。当然，这是一个宏大而深邃的话题，不是一两篇文章能够说清的。

还是说说孔子的创新。

孔子的伟大创新莫过于教育，教育是贯穿孔子一生的事业。孔子是不是私学教育第一人，还没有足够的史料支撑，但孔子一定是平民教育第一人。他鲜明地提出“有教无类”的教育思想，即只要有接受教育的愿望，无论出生如何、地位怎样，也不论年龄大小，都给予教育。事实的确如此，他的弟子中大多是平民出身，岁数大的仅比孔子小六岁，如颜路(颜回的父亲)，有的岁数比孔子小五十多数，如伯虔。正是孔子的诲人不倦，使一大批平民子弟接受了系统良好的教育，从而成为“士”，有机会跻身上中层社会。在教育方法上，开创了启发式、讨论式教育，一部《论语》中几乎没有一个课堂教育的场景，有的都是与学生进行讨论，在讨论中灌输思想和知识。孔子所创造的启发式教学方法，直到今天仍然是非常有效的教育方法。孔子施行的“因材施教”的差异性教学理念和方法，更是让施教和受教者受益无穷。此种例子《论语》中比比皆是。同一个问题，孔子对不同对象的回答是不同的。《论语·为政篇第二》就有这样的记载。孟懿子问孝，孔子的回答是“无违”，即不要违背礼制。孟武伯问孝，孔子说“父母唯其疾之忧”，也就是说做爹娘的只是为孝子的疾病发愁，换句话说，不要让父母再担心其它事情发生。“因材施教”是根据教育对象的认知、素养和不足，有针对性地开展的教育。这种教育理念和方法，不管到什么时候都是不会过时的，可以说历久弥新。

孔子设坛授徒，一方面是谋生的需要，更重要的是使自己和学生能够通过“士”的通道参与到国家管理中去，以推行自己的政治主张，使国家富强，人民幸福。

可是，直到51岁，孔子才得到一个中都宰(中等城市的主管，一说是中都这个地方的主管)的职位。

当上了中都宰，孔子做了什么呢?

孔子没有喊什么撼天动地的口号，也没有定令人目眩的指标，而是创造性地制定了制度，从人民的日常生活抓起。

《孔子家语·相鲁第一》有简要的记载：

孔子初仕，为中都宰。制为养生送死之节，长幼异食，强弱异任，男女别涂，路无拾遗，器不雕伪。为四寸之棺，五寸之椁，因丘陵而坟，不封不树。

意思是说，孔子接任中都宰，制定了使老百姓生有保障、死得安葬的制度，提倡按照年龄的长幼吃不同的食物，根据能力的强弱承担不同的任务，男女走路各走一方，在道路上看到遗失的东西不占为己有，器物不求浮华雕饰。死人装敛，棺木厚四寸、椁木(套棺)厚五寸，依傍丘陵修墓，不建高大的坟，不在墓地周围种植松柏。

细读这一段文字，我感觉到，孔子的管理是人性化的，是务实的，也是百姓可遵循的，不是为了创新而创新。

“强弱异任”“路无拾遗”“器不雕伪”，放到今天也是实用的。当下的“雕伪”之风，实在让人痛心无奈。几块平常的月饼，里三层外三层地包包裹裹，浪费了资源，也让消费者花了冤枉钱。两千多年前，孔子就提出“器不雕伪”，岂是一个创新能够概括的呢。

孔子提出的殡葬制度改革，明确要求“因丘陵而坟，不封不树”，制止殡葬上的奢靡之风，也节约了土地资源，其意义超越时空，直指今天。这不是一项划时代的制度创新吗?

孔子实施这些制度后的效果如何呢?

《史记·孔子世家》云：“一年，四方皆则之。”也就是说，孔子用这些制度治理一年，各地都效仿他的治理方法。可想，当时在鲁国以至诸侯国之间的影响有多大。

鉴于孔子卓越的管理才能和显著成效，仅仅做了两年地方官员，就到中央任职，被任命为“司空”，主管工程、制造和手工业，相当于今天的住建部长、工信部长。古代的官员编制很少，职能是叠加型的，才能是复合型的。

到了司空任上，孔子又实施一项创新，“别五土之性”(《孔子家语·相鲁第一》)，即把土地按功能划分成山林、川泽、丘陵、高地、沼泽五类。其效果是“物各得其生之宜，咸得厥所”(出处同上)，各种作物都种植在适宜的环境里，都得到了很好的生长。

其后不久，孔子又被任命为大司寇，步入卿大夫行列，实现了人生的逆袭。大司寇是个什么样的官呢?是主管刑狱的，相当于今天主管公安、司法的官员。

在大司寇任上，孔子做了什么，史书上没有记载，但我们可以循着史迹作出一番推测。

《孔子家语·相鲁第一》中有一句话不可忽视，说“由司空为鲁大司寇，设法而不用，无奸民”。意思是说，孔子在大司寇任上，设立了法律，但是由于社会秩序良好，而派不上用场，社会上没有犯法的奸民。

如果不是司法制度、管理措施方面的创新，哪来这样的效果。而这样的效果，应该说是司法的最高境界。直到今天也没能做到“设法不用，无奸民”。

遗憾的是，由于政见不合，孔子做官的时间太短了，但他的施政才能和业绩放在那儿，谁也否认不了。

孔子创新着教育、创新着管理，也创新着生活。

读一读《论语·乡党》，你会为孔子的生活创新而好奇而赞叹而羡慕不已。他的创新是源于生活，又提高了生活质量，仅举两例。

在制作衣服时“短右袂”，袂是袖子。他说，做衣服右袖要短一些(官服除外)，因为多数人都是右手做事多一点，右袖短一点做事方面一些。

“必有寝衣，长一身有半”。对于寝衣，有两种说法，一说是小被，一说是睡衣。服装界偏向睡衣一说，认为孔子是史上第一个提出“睡衣”说且身体力行的。服装界的说法不是没有道理，古人睡觉一般是裸体，不利于保健，有了睡衣，可以遮羞，也可以御寒，而且孔子要求睡衣的长度是身子的一倍半，从颈部到膝盖。这个创新直到今天，我们还在受益。

由此，我们不难看出，孔子不论是工作还是生活，都富有创新精神。他为什么能够做一样成一样，都源于他有一颗创新而务实的脑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