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座滨河古城，高邮有自己的特质和意境。当然，自负的表象往往可能是自卑，优势时常也会成为一种弊端。高邮人太爱自己的生活和日常，正如濮颖在《我不是嫦娥》(中国民族文化出版社)序中所写：“我沉湎于这座小城的日常，体会着这座小城的冷暖。这里的市井的烟火，人间万象，我对其有着别样的熟悉与眷恋。”这是我与众多高邮文友面临的生活实况，也是我们在日常写作中可能面临的一个问题。当然这也是所有写作者要面对的问题，作为日常的产生者和本身，写作与日常的关系太重要了。

濮颖的这部小说集早在出版前我就见过，一眼就被题目所吸引。这几年并非完全是我傲娇，我确实开始对文学的一些基本问题感到困惑和不安。这可能是写作的日常问题。许多人不以为然，可问题早就兵临城下。比如题目问题。也许是过去语文教育中积累的一些文学自信，我们从来不觉得题目会成为问题。可是放眼去看当下的报刊书籍，糟糕的名字实在太多了。人们之所以疏于自我管理和克制，乃是某种从日常而来的自信而产生错觉。也因此，我在看了濮颖小说集中十来个题目时，感受到作为地方写作者，与我们众人的不一样。这是让人喜悦的事情。一个题目看起来很简单的几个字，可能是独具匠心，是一篇文章的魂魄，是一种能力也更是一种情怀，是需要用文学的办法去衡量的。题目中有惊艳如“包子太忙”“我不是嫦娥”“行走的家园”“菜市街没有多余的土地”等，有明显的“技术性”。与此同时，又可以在一些貌似平静的题目中看到某种冷静，它们看起来只是一个简单的词，可它又是一种定性，是引导甚至某种象征：“对岸”“真理”“重生”“窥心”“蜕变”等，这些词本身就生动而丰赡。当然，也有相对偶然、显得平凡的题目，比如“颐养天年”，就是一个相对平凡的存在。当然这也可能是一种抵抗日常的高妙方法。有的时候，文章内容太好了，作者就容易自负。《颐养天年》中的灯网子当然不是凡人，是平常生活中不凡的人。不仅是因她在老高家生活时就有对“百年之后”人们怎么叫她的想法和顾虑，更有在诸多猜疑和问题之前，已经在信上安排好了的一切。特别是藏在枕头里的那几缕胎发，那是几道明亮的光。

作为这本书的某种“文眼”性质的文章，《我不是嫦娥》是值得起某种担当的。它的分量也是作者将书命名于斯的自信。很显然，这是一个世俗的故事，“我”这位不是“嫦娥”的女性，有某种自叙性质。当然这种自叙并非讲自己真实的故事和情绪，而是一种细腻、透彻、神采奕奕的表达，让读者感受到一种真实感。这种真实感又在于作者“文学性”经营，在“我的世界”里设计两种风格的人物：上司和黎波。

上司很显然是“我”所不喜欢的，以至于作者连个简单的名字都不愿给他。这个上司就是一只“潮湿的手掌”，是一个庸常、俗套、现实的存在。但这绝不是一个多余人，在小说的结构上，他是重要的一个“环扣”，他对“我”身体的一次触碰，让小说有了辗转和波折。很显然，黎波在“我”眼中是高度“满意”的一种假想者。虽然他是现实的，但其实更是女主的某一种梦想或者理想的爱人，像酒一样热烈和浪漫。但因为“我不是嫦娥”，她清楚没有爱——所以一切正因为一个电话，又被现实击碎。这种写法不是回归日常，而恰恰是某种抵抗——现实里爱或者不爱，未必有这种诗意的情节。这就是小说的魅力，一切不只是讲故事，而是文学表达。就像文学面对的是书面语，而不是日常意义上的语言。

这部小说集在语言上还有许多可圈可言这处。在小说《麦子熟了》中，有这样滚烫的句子：他站在这片金色的土地上，挥舞着镰刀，那片金色像海水一样翻滚，升腾，在广袤无垠的大地上缓缓铺开一幅金色的画卷。太阳出来了，射出金色的光芒，将他的梦照亮，也照亮了金贵宝黑黝黝的脸庞。在《行走的家园》中，也有这样朴素而扎实的表达：玉兰突然怀念老家，这样的天气，太阳暖融融的，风吹到人身上虽然凉，却舒坦得很。菜园里的高脚白嫩生生的，大公鸡油光滴水地在院子里踱来踱去。这样的句子是可以体现一个作家的追求和信念的。似乎对于作家而言，语言不该作为话题来研讨。但在朋友圈和新媒体的多维夹击下，口语化的写作已经成为一种应该被一再提起和警惕的危害。我想作为一个有良好素养的作家，濮颖用自己的文学日常，形成了一种抵抗日常的力量。这在我们地方写作者中是可喜的，也是值得我们学习的，《我不是嫦娥》就是很好的一处例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