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珍藏着两张《当选证书》，那是我母亲的遗物，是她1953年当选为狄奔乡人民代表大会代表、高邮县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证书。证书已经70余年，纸张略泛黄。证书上分别盖有“高邮县狄奔乡选举委员会”“高邮县选举委员会”的朱红方形大印，以及两级选举委员会主席“潮流”的红色印章和“夏雨”的蓝色签名印鉴，落款时间分别是“一九五三年三月十八日”“一九五三年六月”。

我的母亲出生于1930年。她是外婆连续生的第四胎女孩，盼儿心切，外公给她起了个乳名叫“拦五子”，起的大名叫“周宝珍”。母亲从小就非常懂事，也很能吃苦，八九岁的时候就在家带弟弟、烧饭、做家务活。家里栽秧、割稻，一二十个人的饭菜都由母亲一个人做，个子比锅台高不了多少，就站在小板凳上，用两只手抓住铲子煮饭、做菜。

1947年，母亲虚18岁，父亲虚17岁，两人就拜堂成亲。婚后，父亲到高邮县城续读小学五年级，第二年，小学没毕业，便弃学参加革命工作了。18岁的母亲，作为长媳，成了四代同堂大家庭的顶梁柱。家里二十几亩田地的栽秧割稻、种麦割麦、薅草施肥，上下八九口人的锅头灶脑、针头线脑，里里外外的家务，都要母亲操持打理。

离家四五里路的东大圩水田，母亲一个人去那里薅秧棵草。头上、身上烈日暴晒，双腿浸泡在滚烫的秧棵水里，从早到晚浑身上下都被汗水湿透。竹篮里一罐子米粥、半碗咸菜，就是母亲一整天的三餐食物。天气炎热，米粥被晒馊了，母亲也只能吃下充饥。

作为家庭主妇，母亲负苦、坚韧、贤淑。与邻里乡亲相处，母亲善良、热情、直率。生活困难的邻居缺衣少吃，母亲总是有求必应，伸手相助，十来斤米面、几捆柴草，或一两块钱，从不向人家提及归还;邻里之间或别人家庭内部发生争执、口角，母亲总是主动介入，热心调解，化解矛盾。母亲识事理，通人情，顾大局。村里下达出义务工、交售公粮、捐款捐物的任务，母亲总是积极配合、带头完成。在狄奔乡王庄村，母亲既积极能干，吃苦耐劳，又诚实本分，办事地道，也能主张正义，坚持公道。这些品行，使得母亲获得庄邻们的赞誉，获得基层干部们的赞赏，在群众中具有很好的人缘基础。乡村干部觉得我母亲虽然识字不多，却具有一定的说话水平、工作方法和组织能力，就动员她到村里来工作，并安排参加政府组织的“踊跃交售公粮”“生产劳动竞赛”“互助互学互帮”等中心活动。母亲本人也有出来为公家做事的意愿，父亲也支持她参加政府的工作，于是，乡政府计划让她先在村里担任妇女主任。1953年，由于母亲工作表现突出，口碑好，先后当选为狄奔乡和高邮县的人大代表。

在那样的时代背景下，母亲向前跨出一步就可能成为解放初期的“工农干部”，以她的人品和悟性，会踏踏实实为老百姓办事，成为一名人民的好干部。可是，我爷爷奶奶坚决不允许母亲出去做事，理由是家里没人种地了，甚至恶语相加，阻止母亲走出家庭。乡村干部多次上门做我爷爷奶奶的思想工作，也没能改变他们的主张。母亲最终没能迈出那一步。后来，母亲不止一次和我们姐弟谈起过出去参加工作这件事，不无遗憾：“那时，我若坚决不听你们爷爷奶奶的话，坚持出来工作就好了，那将改变我一生的命运。”

对于当选为狄奔乡和高邮县的人大代表，母亲一生都引以为荣。经常和我们叙说，当年她是高票当选的，说她在高邮县城参加人代会时听报告、吃会议餐的情景，说县长参加他们代表组讨论、和代表们拍照片的事儿……母亲将那两张人大代表《当选证书》视为珍宝，一直收存在家中。

1959年，母亲随父亲迁居高邮县城生活，由粮农变身为菜农。1963年，母亲响应政府号召，携家带口，半家下放回到周山老家，又从菜农变身为粮农。1982年，县里落实相关政策，母亲得以重新回城生活。二十多年颠沛流离的生活，四五次的迁居、搬家，母亲总是妥善地保存着她的两张人大代表《当选证书》。

1984年，母亲罹患重疾。临终前，母亲将两张《当选证书》亲手交给了我。我深知这不是一般的遗物，它承载着母亲曾经的荣光与梦想;同时，也是解放初期我国基层民主政权和基本政治制度的建立、人民当家作主参政议政的历史见证。母亲的两张人大代表《当选证书》，值得永久珍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