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到这个题目，方家不免发笑，说，这还是个问题吗，《史记·孔子世家》不是说得很清楚?

是的，司马迁的《史记·孔子世家》确实对孔子学《易》作了记述：

孔子晚而喜易，序彖、系、象、说卦、文言。读易，韦编三绝。曰：“假我数年，若是，我于易则彬彬矣。”

司马迁说，孔子晚年喜欢研习《周易》，他详细解释了《彖辞》《系辞》《卦》《文言》等。孔子学习《周易》非常刻苦，曾经多次把编穿竹简的牛皮绳磨断了。孔子还说：“如果可以让我多活几年，我就能对《周易》的文辞和义理作更充分的掌握理解。”

从司马迁的这段文字中，我们获取了四点信息：孔子晚年研习《周易》;孔子对《周易》的彖、系等做了详细解释;孔子学习《周易》非常用功刻苦;孔子感到自己研习《周易》太晚了，因而发出“假我数年”的感叹。

我们知道，司马迁出生的时候，孔子已经作古三百多年，司马迁所作《史记·孔子世家》的不少内容来源于《论语》。

事实也正是如此，《论语》里也有孔子学习《周易》的记载。

《论语·述而第七》这样记道：

子曰：“加我数年，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

比较《史记·孔子世家》所记，《论语》的记述不仅非常简单，而且有明显差异。司马迁只说孔子“晚而喜易”，没有出现具体的时间，而《论语》中出现了“五十”。两文引用孔子话语的内容也有不同。

从《述而第七》的这段文义来看，似乎孔子五十岁前就学习《周易》了，而且预感到自己活不到五十岁——“加我数年，五十以学易”，事实上，孔子活了七十三年。

那么，孔子到底什么时候开始学习《周易》，对于《述而第七》这段又作何解释?这成了问题。

我查阅了大量资料，无论是杨伯峻先生的《论语译注》，还是金良年先生翻译的《四书章句集注》，对于“加我数年，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的翻译，大致都是“让我多活几年，到五十岁时研习《周易》，便可以没有大过错了”。

幸好金良年先生在翻译朱熹的《四书章句集注》时，保留了朱熹的原注。

我们来看看朱熹对《述而第七》这段文字是如何注解的。

朱熹说：“盖加、假相近而误读，卒与五十字相近而误分也。愚按：此章之言，《史记》作‘假我数年，若是，我于易则彬彬矣’，加正作假，而无五十字。盖是时，孔子年已几七十矣，五十字误而无疑也。”

朱熹的注解辨析了两个字，一是加应该是假，二是五十应是卒，因为竖排而把一个字看成了两个字，这方面的例子是有的。王念孙在考证《触詟说赵太后》时，就认为“詟”是“龙言”两个字，应该是《触龙言说赵太后》，后来出土的竹简证明，王念孙的考证是正确的。

再回到朱熹的注解上来，按照朱熹的说法，应该翻译成“上天假我几年，让我完成(卒是完成的意思)对《周易》的研习，那么，我对《周易》的掌握理解就不会出现大的过错了”。“无大过”，不是指孔子的行为处事，而是指对《周易》的研习。

这样的解释，也正与司马迁的“彬彬”相合。

我们想想，司马迁为什么不完全采用《述而第七》这段文字，他显然是发现了其中的讹错。

近代大儒辜鸿铭先生在《辜鸿铭讲论语》中，对于《述而第七》这一章的解读，直接回避了“五十”，而翻译成“如果我可以多活几年，去完成对《周易》的研究，那么在我的人生中便不会有什么比较大的遗憾了”。

辜之说与司马迁所说的不同在于对“无大过矣”的解读。辜突出孔子的人生境界追求，司马迁突出孔子对《周易》的把握理解。大多数《论语》研究专家都与辜之说一致，但我以为，两种解读都不妨害文义的表达。

《易》乃群经之首，百科全书，其玄奥艰深非常人能解，圣人孔子在研习过程中发出“假我数年”的感慨，以及穷理尽义中追求至高的人生境界，也是情理之中的。

至此，我们可以说，孔子研习《周易》的时间应该是六十八岁回到鲁国之后。

有人势必要说，既然知道“五十”之误，为什么不改过来呢?是的，不论哪个版本都保留了“五十”。修改经典不是一般人能够做到的，尽量保留经典的原貌也是经典传承中必须遵守的原则。

但是，我们在学习的时候，就不能囫囵吞枣，大而化之，而要贯通全书，多方探求，用心体悟。正如程颐在谈到自己学习《论语》的体会时说：“句句而求之，昼诵而味之，中夜而思之，平其心，易其气，阙其疑，则圣人之意可见矣”。

程颐告诉我们，在学习《论语》时要“求”“味”“思”，还要平心静气、从容不迫，对疑难问题不轻易下结论，细细揣摩，这样才能与圣人进行心灵交流，而领悟圣意。这不正是我们在学习经典的过程中应取的方法和态度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