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8年春节过后，学校停课闹革命，我到上海二舅家住了一个月。二舅家住杨浦区平凉路2767弄，出门上大街，是25路无轨电车的起始站。说是弄，却是平凉路到国棉十九厂的一条马路。

二舅在长阳中学做美术老师。他是学西画的，毕业于初期刘海粟任校长时的上海美专，擅长用水墨画小鸡。他画的毛绒绒的小鸡活泼生趣、可爱极了，运动前，小鸡图由外贸商店收购出口，一幅可卖几十元。学校虽停了课，他工作却很忙，清早起来吃了泡饭就上班去了，忙画画，搞宣传，画大大小小的伟人像，还要常去别的学校画，直到很晚才回家吃晚饭。舅妈总在我面前不屑地说，忙得跟个真的样子，混饭吃的。我暗笑舅妈不理解舅舅。舅舅常利用晚上时间，在灯下指导我画画。印象深的是，他教我临摹放大一幅画时，不准打方格，用铅笔做工具，作比例，把小画放大到要画的大纸上，说这样可更好地训练自己的眼睛，以掌握画面上各部分关系。他带晚为我刻了一枚小巧的阳文小篆石印，笔画细腻精致，可惜现在找不到了。

那时上海的食品供应并不丰富，饭桌上常见的有带鱼、花菜炒蛋。花菜是我们家乡没见过的。大早去菜市场排队可买到鸡架子，是去了肉后剩下的骨架，买回家炖汤也很香。有些菜上撒了碎芫荽，就是香菜，也是家乡没见过的，一股异味，很是吃不惯。

舅舅的家是一个日式小木平房，木地板，正房前的地板下有空地，舅舅曾在下面养过孔雀，供他作画。房子不大，却住了三家，共用一个过道厨房，厨房里立着三只煤炭炉，各烧各家的，共用一个水池一个卫生间。三家的大小人等都要错开时间使用公共设备。我看得有点喘不过气来。

我的大表哥喜欢带我出去“白相”。南京路、淮海路哪能不逛，表哥休息了，总要带我去大大小小的商店转转。在一家店里偶见外国人，立时，周围拥了好多人，盯着人家看。那时的大上海，也很难见到蓝眼睛高鼻梁黄头发的外国人。店里很紧张，女工作人员双臂交叉，不停地在周围转着，用上海话说：勿要围观，勿要围观。可人们像看西洋景一样，不肯离去。

听说上海大光明电影院放宽银幕电影，宽银幕电影是怎样的电影呢?我想看。表哥买了电影票带我去大光明，看的却是《列宁在1918》，不是宽银幕的。看电影前，表哥领我在一家店里吃元宵。元宵就是家乡说的大圆子。第一次在店里吃大圆子没有经验，我用筷子夹起大圆子，咬了一口，谁知圆子里滚烫的芝麻糖馅一下竟喷了出来，喷在我胸前的衣襟上，引得旁边的人盯着我看，我恨不得地上有条缝能钻进去。表哥连忙拿出手帕帮我擦拭，可那芝麻糖油怎能擦得干净?这才知道，在店里吃汤圆，要很文雅，轻轻咬，慢慢吮吸芝麻糖馅，才不会出洋相。

住二舅家期间，三表哥正好从北京当兵复员回来。他的回家，带来了新气象。他每天晚上用凉水擦身体，每天早上起得很早，被子叠得四角见方，起来后在门口的空地上高歌：雪山上升起了红太阳，翻身农奴把歌唱……歌声嘹亮，激情飞扬，惹得行人纷纷盯着他。表哥问我们会不会，说北京人都在唱这首歌。我很羡慕他，陪他跑军人安置办公室，逛外滩，吃烧饼油条，喝咸豆浆。他被分配在上海柴油机厂。

第二次去上海舅舅家，是一年以后的初夏，我已插队做了知青。那时舅舅家的小表姐也做了知青，去了江西的农村。

二舅家门口的25路无轨电车有规律地日夜响着，南京路还是那么繁忙，外滩海关大钟《东方红》的乐曲按时响起，黄浦江水还是那么黄，苏州河水还是那么乌浊浊的。当兵复员的表哥还住在家，他的女朋友家住浦东，表哥用彩色铅笔画了好多他女朋友的照片，问我画得怎样，我说挺像。他隔三差五带我去浦东。

二舅还是那么忙，学校的文化课没正常，美术课也就无所谓了，画伟人像成了他的专职，甚至成周到崇明岛上去画像。有空的时候，他找出连环画让我临摹，说连环画上什么都有，尤其是人物动作的千姿百态，临摹是有好处的，能迅速掌握描写对象的形体特征。二舅还勉励我，在乡下要多做宣传工作，用美术好好为贫下中农服务。后来，我把在乡下画的画寄给他指导，他给我写过几封信，提出画的问题和建议，还按时给我寄来浙江的《工农兵画报》。后来我自己在乡下订了画报，二舅才不再寄。

上海人有着众多的苏北亲缘，我插队的农村，有很多零散的上海知青，他们带来了上海饼干和大白兔奶糖，带来了上海香皂，也捎去各种活生生的鸡鸭鹅鱼虾，带去了苏北人对大上海的种种向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