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在周游列国期间，经常来往于卫国与其他国家。有一次，他与几个学生来到卫国的边境之邑“仪”，可能住在某一家客栈里。谁曾想孔子来到仪地的消息不胫而走，被当地的官员知道了。那位没留姓名的官员屁颠屁颠地赶到客栈，要求见孔子。也许出于孔子人身安全考虑，学生们不同意其见孔子。那位官员于是扬言：“凡是君子来到此地，我从没有得不到接见的。”这句话应该有两层意思，其一是没有君子不给我面子的，其二是我对君子是尊重的，孔子是君子，我必须见。语气软中带硬，学生们挡也挡不住，或许也通报了老师，让那位官员进入了孔子房间。也不知过了多长时间，那位官员走出房间，对孔子的学生们说：“你们几个何必忧伤于老师失去官位离开鲁国呢?天下无道很久了，上天将要把夫子作为醒世的木铎。”

这是一个没有时间、背景，也没有具体情节的故事，我们无从知道那位官员究竟与孔子谈论了什么，又是凭借什么对孔子的学生说出一番惊世骇俗的话语。

这个故事记载在《论语·八佾第三》里，原文是这样的：

仪封人(掌管封疆之官)请见，曰：“君子之至于斯也，吾未尝不得见也。”从者见之。出曰：“二三子，何患于丧乎?天下无道也久矣，天将以夫子为木铎。”

朱熹解释说，木铎，金口木舌，施政教时所振，以警众者也。

木铎，类似于铃铛，其作用类似于惊堂木，振或者拍，都是以其响声，引起众人的注意。

每每读到这一章，我就油然想起乡间冬夜更夫打更的事来。

每年进入冬季，村里总会安排一位年长的男性于夜间巡夜，人称打更的，也就是更夫。一夜五更，更夫每更天都准时地敲着锣，在村子里每条巷子走过，口中念念有词：“灶口干净，火烛当心。”敲锣的力用得不是很大，但在静谧的乡村夜晚，“咣当咣当”的声音异常地响亮而余韵悠长，令人心惊而安然。那时，农村烧的是土灶、点的是油灯，失火的事经常发生，是更夫及时发现并唤起热被窝中的村民，全力抢救而避免了重大损失。更夫，不是干部，却受到村民们的尊重。是啊，冬夜漫长，朔风怒号，时有雨雪，更夫毫不懈怠地艰难行走着，口干舌燥地提醒着，理应得到尊重。

当然，我的这一联想，不是胡思乱想，是受了朱熹的启发。在这一章后面，朱熹做了批注：“或曰‘木铎所以徇于道路，言天使夫子失位，周流四方以行其教，如木铎之徇于道路也’。”

朱熹说，木铎的作用就是在道路上巡行。上天让夫子失位，就是让夫子周流四方推行他的教化，就如同手执木铎者在道路上巡行。

依朱熹的说法，孔子就是一位手执木铎的更夫，而且这位更夫是上天派遣的。

孔子生活的时代，礼崩乐坏，诸侯割据，战争频仍，暴政虐政肆行，弑父弑君不断，人民生活在如墨黑一般的寒夜之中。孔子信而好古，笃信周礼，高举仁义之剑试图戳穿那黑幕。他兴办私学，推行仁义，利用短暂的为官之机遇，整顿朝纲，取得显著成效。但他的言行与统治者所想格格不入，终不为所容。孔子无奈，走上了“周游四方”之路。朱熹说，孔子的“失位”与“周游四方”都是上天刻意安排的。

整整十四年，孔子带着几个学生，坐着马车抑或牛车，一路颠簸一路风尘，非亲历者不能知其苦难。他到过卫、陈、蔡、郑、宋、楚诸国;他游说诸侯、遍访贤良、沟通隐士;他在匡地被围、蒲地被困、陈蔡之间绝粮七天、在宋国边境差点被司马桓魋杀了;君主们不待见他、隐士们讽刺他，有人甚至讥之为“丧家之犬”。

但是，孔子“五十而知天命”，深知自己所肩负的责任，以仁为己任，死而后已，不停地奔走，不停地呼吁。他厌恶战争，渴望社会稳定，他希望统治者施行仁政，以实现小康大同，可是，现实常常给他迎头一击。他栖栖惶惶、跌跌撞撞，他痛苦悲哀、无奈迷茫，但决不气馁、决不妥协，像一匹来自北方的狼，顽强地行走在无垠的旷野上，直到六十八岁才拖着疲惫老迈的身躯回到祖国。鲁国为政者仅以国老之名将其束之高阁。孔子不管不顾，恪守“天命”，以衰弱的生命继续传道授业，把无数平民子弟培养成“士”，并删《诗》定《礼》，撰写《春秋》，给世界和未来留下了丰厚的文化遗产。

仪封人是孔子周游列国十四年间，遇见的少有的知音。这位官员以“木铎”给孔子以最高的褒奖，也以木铎预示着孔学的未来。

仪封人所言不差，孔子身后，有一群得道的学生，他们编辑了孔子的言行录《论语》，成为儒学的圣经。他们像蒲公英的种子散落在春秋末期的周朝大地上，他们或做官，或经商，或办学，但无不接过夫子手中的木铎，高举起仁义的火炬，继续奔走在传教布道的道路上，生生不息。从战国的孟荀之儒，到汉代定儒为一尊，再到宋明理学、王阳明心学，以至清、近现代的新儒学，儒学一脉，绵绵延延，何曾断绝?从中国到世界，两千多年过去，孔子的木铎声依然那么响亮、那么悠远，启蒙了中国，也启蒙了世界。

有一位诗人曾经断言：天不生仲尼，万古如长夜。难道不是吗?

孔子没死。孔子是一位永不疲倦的更夫，蹒跚在烟火蒙蒙的大地上，行走在茫茫宇宙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