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前在东大街上，看牌是要“亮”身份的，都是几位有钱人家的奶奶坐在一桌上打麻将。有人在一旁伺候着装烟、沏茶、削果皮、上点心，或者陪小相公(少爷)玩耍，下雨了去奶奶家里拿伞，撑着伞把奶奶送到家。奶奶们都是拿月例钱放印子，阔绰有余，不在乎给小费。

老陶坐在妈妈怀里就认得七筒、八万、幺九、红中、白皮，不论那家喊胡了、杠开了，他都会手舞足蹈，刚牙牙学语就会说文钱、三花、青一色、一条龙。他是东大街“仁和布庄”的少爷。

陶家很有钱。他妈妈在牌桌上给他定了一门亲事，是曾大房的小姐曾白兰。曾家是东大街上开磨坊的，上代曾在钱塘知县幕中当过阔差，也是很有钱的。到后来因为躲避日本鬼子，在一沟三荡口置房、买地供小姐栖居，直到土改，竟然将户口糊里糊涂地落在了那里，成为了农业户口。三荡口是个乡间集市，有商店、饮食店、澡堂子、剃头铺。澡堂子原来是一地主人家开的，后来收归生产大队所有。曾白兰在澡堂子卖筹子，从穿宝蓝色绸缎旗袍到小花格子棉袄、蓝粗布裤子、紫红色三角头巾、方口褡襻布鞋，一身乡下年轻女人打扮，不同的就是把衬衣领子整齐地翻在外头。

他俩结婚的家在三荡口，生了一儿一女。她在那里学会了种菜，养鸡、养鸭、养猪、养蚕。当地从前的佃户人家仍旧把她当做东家小姐对待。后来大队办小学，她是老师第一人选，教孩子“大小多少，人手足口，山石田土”。

老陶在一沟镇供销站卖布，离家也只七八里路，却很少回家。老陶一辈子似乎没有年轻过，身材魁梧，高大气派，阔方的脸上硬生生的胡茬，后来因为走晚路绊了一跤，磕掉两颗门牙，镶了两颗包“银”的大牙，一张嘴打哈欠，那辈分又骤然升级了——陶老太爷。他戴一副黑框眼镜，说话慢条斯理，在老腔老调的鼻音里哼哈，若坐在主席台上，要福相有福相，要官相有官相。不过他一天到晚都在点豆子(打瞌睡)，开票点豆子，票夹到夹子上从铁丝上推到收款栏点豆子，量布撕布点豆子，但没出过差错，好像心里什么都明白。老陶人好，脾气好，古貌古心。出卖他的是他慢慢调教出来的那只草八哥子。

每次曾白兰带两个孩子过来，八哥子就一遍又一遍地向她告状：“陶爷爷打麻将，陶爷爷打麻将。”问它：“什么时间打麻将的?”它说：“夜里，夜里。”和盘托出。曾白兰自从当老师，假期里带孩子来这里本可以多住些日子，可是老陶总以她睡觉呼噜声太大为借口把她打发回家。她在这里，让他打牌碍事。曾白兰也这么能忍，一声“我走了”，就这么简单。老陶说：“老夫老妻用不着客套。”

那年三十晚上，两个孩子上气不接下气地跑到他这里来，说家里房子失火烧掉了。老陶很是淡定，从经理那儿借三十块钱让兄妹俩先回家，他说他明天回家。无所谓他俩来，无所谓他俩去，不惊不慌。

年初一，天上的雪珠子淅淅沥沥的，他在坍塌烧成灰烬的房屋周围转了一圈，像干部察看灾情似的。半晌，曾白兰带俩孩子过来。她说：“哎哟，是哪阵子风把你这个大人物吹回来了?”老陶说：“烧了。”曾白兰说：“烧了。我们三个人住在学校里呢。”老陶说：“烧就烧了吧。”曾白兰也没有说抱怨的话。第二天他回供销站上班，照常打牌。曾白兰比他顶天立地，不到半个月工夫，三间草房就重新竖起来了，没有要他一点儿劳神费心。

据说，老陶六十岁才知道“回头是岸”，此时差不多已是过眼成空了。生日宴上老两口几乎同时想到，将来要是谁先走，一定要在奈何桥上等三年。老陶差一点在老伴前面先走。一天因为摸到一张好牌兴奋至极，瘫到麻将桌肚里，顿时面无人色，幸亏抢救及时。这时候，他们一家已经回到东大街陶家老宅住了。老陶还有另外一班发小，唱京戏的，拉胡琴的，弹月琴的，拨弄三弦的，就缺一位打鼓佬。老陶说：“玩唦，玩唦。”他少年时也曾好闲爱荡，风月繁华之时学了些吹拉弹唱，练过《卖水》《补缸》《小上坟》这类京昆丑曲。他最擅长的还是敲鼓、打檀板，搓麻将的两只手腕子单击双击平衡律度特别好。人唱《定军山》，一个紧打，一个慢唱，配合默契，一点没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