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读苏轼《东坡志林》，被其瑰丽的内容、奇巧的思维和幽默风趣的语言所吸引，按照五卷的先后顺序读下去。当读到卷四人物篇中的《孔子诛少正卯》时，我停了下来。一篇不足60字的短文，不知读了多少遍，我试图从中找出苏轼为什么写这篇文章以及写这篇文章的依据。非常遗憾，一无所得。

不妨抄录于下，许是我的鉴赏力欠缺，读者诸君一起看看：

孔子为鲁国司寇七日而诛少正卯，或以为太速。此叟盖自知其头方而命薄，必不久在相位，故汲汲及其未去发之。使更迟疑两三日，已为少正卯所图矣。(《东坡志林卷四·人物》)

此文没有告诉读者孔子为什么要杀少正卯，只是作出了自己的猜测，其猜测有二：一是孔子自知“命薄”“必不久在相位”(作者注：孔子何曾做过国相，只是代行相礼之事)，所以要快点下手;二是如果孔子“迟疑两三日”，就会遭到少正卯的攻击。也就是说，孔子与少正卯是你死我活的关系，不是你死就是我亡。

“孔子诛少正卯”，不是新鲜事。《史记·孔子世家》中有记载，仅仅一句而已——“于是诛鲁大夫乱政者少正卯”。司马迁为写孔子实地踏访过曲阜，如果史籍或者民间传说中保存着孔子杀少正卯的痕迹，司马迁对此重大事件能够草率地一笔带过吗?

《孔子家语》在“始诛第二”中对“孔子诛少正卯”作了详尽的记述，有时间——“朝政七日”，有地点——“戮之于两观之下”。

更重要的是列举了孔子诛杀少正卯的理由——子贡进曰：“大夫少正卯，鲁之闻人，今夫子为政而始诛之，或者为失乎?”子贡说，大夫少正卯，是鲁国有名的人，您刚刚掌管朝政就杀了他，可能有些失策吧?孔子振振有词地说：“天下有大恶者五，而窃盗不与焉。一曰心逆而险(通达古今但很凶险)，二曰行僻而坚(行为邪僻而意志坚定)，三曰言伪而辩(言语虚伪但说得头头是道)，四曰记丑而博(对怪异之事知道得太多)，五曰顺非而泽(言论错误而为之润色)。此五者，有一于人，则不免君子之诛，而少正卯皆兼有之。”孔子是说，天下有五种大恶，一个人只要有其中之一恶，就免不了受到当政者诛杀，少正卯五恶并发，能不杀吗?孔子强调，少正卯是人中的奸雄，不可不及早除之。

或许有人说，《孔子家语》是研究孔子及其思想的重要资料，既然作了如此详尽的记述，孔子杀少正卯还不是铁板上钉钉的事吗?

其实不然。对于《孔子家语》一书的真伪一直存有争议，以宋代为最，而且其内容大都采集他处，《始诛第二》中的“孔子诛少正卯”就选自《荀子·宥坐》《说苑·指武》，至于《荀子》和《说苑》又取之何处，不得而知。

一直以来，孔子诛杀少正卯是一桩公案谜案，似乎是剪不断理还乱。但是，只要深入到事件的内部，以理探求之，就不难得出一个令人信服的结论。

按既有的史料看，少正卯是鲁国闻名的大夫，孔子初入大夫之列，有权杀之吗?何况“刑不上大夫”(即使大夫犯罪，也要保留最后的尊严)，怎么可能“尸于朝三日”?

孔子以大司寇之名诛杀名人少正卯，绝对是一个爆炸性新闻，也是一个重大的历史事件，鲁国史书《春秋》怎么可能忽略不记?即使经过孔子本人编订，出于自保而删之，那么，为《春秋》作传的鲁国史官左丘明，能不在《左传》中有所反映吗?但《左传》中只字未见。

孔子一生以推行仁政为己任，力主依礼治国，怎么自己大权在握，就杀字向前呢?这是明摆着的言行不一啊。孔子六十八岁从国外回来之后，成为鲁国的国老，接受鲁国君以及当政者的问询。一次，鲁国实际掌权人季康子向孔子讨教治国之道，说：“如果杀掉无道的人成全有道的人，怎么样?”孔子回答：“您治理政事，哪里用得着杀戮啊?你只要行善，百姓自然就跟着行善。在位者的品德就像风，老百姓的品德就像草，风吹草动，草必定随风而倒啊。”(季康子问政于孔子曰：“如杀无道，以就有道，何如?”孔子对曰：“子为政，焉用杀?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论语·颜渊》))如果孔子曾经杀过少正卯，怎么有脸面说出这番话呢?

我以为，无论从理从法从情，孔子都不可能杀了少正卯。

那为什么世间会流传孔子杀少正卯呢?这从一些人编造的诛杀理由上就可以见得端倪。

有的说孔子杀少正卯是同行乃冤家的反映。少正卯和孔子都曾经创办私学，而且少正卯的私学办得很红火，把孔子的学生都吸引过去了。孔子很生气，所以，借权势杀了竞争对手。

如果真是这样，史书对少正卯的记述应该很多，为什么少之又少。甚至，有人认为少正卯是一个针对孔子的假想人物。

还有人说，少正卯是改革派，孔子是守旧派，观点往往不合。孔子一朝权在手，便杀了政敌。

这一点似乎也不需要大动口舌。改革派的少正卯会在历史长河上黯然消失吗?

苏轼对孔子及儒家思想研究践行颇深，在黄州期间还写了《论语说》，他对孔子有没有诛杀少正卯一定是有判断的。那么，苏轼为什么要写这篇短文，而且作出一番与史实不符的臆想?我想，这与苏轼身处的环境以及其遭遇是有关系的，他是把自己看成少正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