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邮是千年古邑，历来人烟繁盛，聚落众多，但由于历史的湮没，古镇尤其是古村，能够流传下来的并不多，宋元以前的就极为罕见了。嵇庄，因为文天祥曾在此驻留，并有诗文传世，成为为数不多者之一。在高邮、江都一带，嵇庄可考者有三处，分别在高邮城南新区、小纪和汤庄。文天祥经过的是哪个嵇庄呢?

新区嵇庄

隆庆《高邮州志》卷十一，古迹，“嵇家庄。在州东南十五里，城子河边，周丘墩南。宋文丞相见逐于扬，匍匐扬境，得达于嵇家庄。遇嵇耸，馆谷津遣之，始得由海道达行在。后侍郎柳岳奉表降元，嵇耸杀之，亦此地也。”

高邮东郊龙奔有村名嵇庄，在高邮城区东南方向11公里。自马饮塘沿南城子河东行，至各字口转向龙狮沟北行3公里即能到达，水程合26里。无论是直线距离还是水路里程，皆与州志“州东南十五里”不符。周丘墩是著名的古文化遗址，位于南关干渠与南城子河之间，西距京沪高速公路一华里，为高邮东郊的重要地标。嵇庄在周丘墩东北3公里开外，不在“周丘墩南”。同时，这个嵇庄南距城子河3公里，也不在“城子河边”上。

因此，这个嵇庄，并非州志所说的“嵇家庄”。

“城子河边，周丘墩南”，这个位置其实相当确定。周丘墩遗址紧逼南澄子河北岸，嵇家庄只能在河之南。南澄子河与京沪高速高邮南收费站之间，有村名嵇桥，为城南新区渠南村之嵇桥组。嵇桥村在高邮城东南，自马饮塘至此，直线距离和南澄子河水程相当，皆为8公里左右，与“州东南十五里”的记载基本一致。州志所言之嵇家庄，应该就是这个嵇桥。

《指南录后序》，《发高沙》，“小泊嵇庄月正弦，庄官惊问是何船。今朝哨马湾头出，正在青山大路边。”诗后记事，“自高邮至嵇家庄，方有一团人家，以水为寨。统制官嵇耸，其子德润，请乡举。其侄，昌。其馆客，莆田人林希骥，字千里。林孔时，字愿学。皆锐意于事功者。嵇设醴甚至。云，今早报湾头马出，到城子河边。不与之相遇，公福人也。为之嗟叹不置。愿学同德润，送予至泰州。”

三月初七日，文天祥一行自高邮西门渡“黎明过渡”，但高邮城“奸细之禁甚严”，只能绕行城南马饮塘，“买舟急去”，沿城子河东行。“水泊嵇庄月正弦”，初七日是上弦月。古人习用昏星授时，抵达嵇庄时“月正弦”，正是黄昏时分，月亮在正南方天空，相当于现在的十八时。从晨六时至晚十八时，实际行程如以10小时计，当行50里左右。很明显，文天祥一行本日行止，已经逸出了嵇庄(嵇桥)的范围。

《发高沙》，“自至城子河，积尸盈野，水中流尸无数，臭秽不可当，上下几二十里无间断。”嵇家庄“在州东南十五里”，而作者所见“上下几二十里无间断”，仅此一语，即表明他们一行的行程，已经过了这个嵇庄(桥)。

文天祥高邮此行，路途凶险。《发高沙》，“长恐湾头有人出来，又恐岸上有马来赶……危哉险哉!”文天祥为南宋丞相，自敌营逃脱后，为元兵首要的搜捕目标。德祐元年(1725)十月起，元将阿术等围攻扬州，在城周筑长围，湾头为重要的屯兵屯粮之所，也是拦阻高邮、宝应馈饷扬州城的要害之地。元军骑兵自湾头巡行到城子河边，这里已经落入元军势力的触及范围。

而在己方阵营，淮东制置使兼扬州知府李庭芝，中了元人的离间之计，以为文天祥叛敌卖国，向其所统州县下达了捕杀令。《发高沙》，“制使有文字报诸郡，有以丞相来赚城，令觉察关防”，说的就是这件事。文天祥到高邮，未敢进高邮城。这个嵇庄离高邮城委实太近，不论是步、骑，还是快船，最多不过一个时辰的距离。倘或走漏了风声，必遭高邮城守军拿获。“至海陵，如高沙，常恐无辜死”，文天祥的这段话，道出了作者其时所面临的险境与窘境，也包含着对李庭芝糊涂误国的怨愤。

故而，这个嵇庄可以排除。

小纪嵇庄

有人认为，这个嵇庄在江都小纪镇，位于盐邵河南岸。从小纪镇区真武庙起量，至盐邵河畔之嵇庄，两地直线距离11公里。文天祥一行循城子河东行，如去此嵇庄，必先达三阳河，南行11公里，折向东北9公里然后到达。从马饮塘出发，沿城子河，再到三阳河，走盐邵河，水程不少于90里。宋元时代，水路每日标准行程40里，此嵇庄已经远在一日水程之外。

三月七日黄昏，文天祥自高邮抵止嵇庄。嵇耸言，“今早报湾头马出到城子河边，不与之相遇，公福人也。”说明文天祥一行，一直在城子河上航行，则此嵇庄必然是在城子河边。

民国三续《高邮州志》：“城子河(即澄子河)，起于南门外马饮塘，东行二里至盐河口，穿坝下新河而东，是为南城子河。东行七里有北城子河来会，因名总城子河。东至十里尖，有八里松河自西南来注，又东六里，北分注于中丝沟。东四里至角子口，车逻坝引河自西南来汇，北分注于菱丝沟。又东五里，穿大泾沟。又东五里，穿小泾沟。又东六里，穿南三阳河。又东七里，穿长林沟。又七里，至雁留庄。又五里，至渔户庄，入斜丰港，达泰州界。” 城子河从高邮城南马饮塘至斜丰港，全程55里(实测34公里)，皆在高邮境内，为高邮州的内河。这条城子河既是上河通向下河各盐场的要津，也是高邮城连通泰州的捷径。文天祥一行，根本没必要取道盐邵河，绕行一个大大的圈子，再经斜丰港到泰州。

在今天地图上，南澄子河穿过沙堰镇，镇区正南5公里处为盐邵河，对岸便是江都区小纪镇之嵇庄。此嵇庄离城子河远矣，故可以排除。

明程敏政《吊嵇庄辞》：“莽予舟兮北征，过淮南之故城。问嵇庄兮何许，怀志士兮如生。……彼柳生兮胡颜，乃北面于雠戎。”辞文中的淮南故城，系指高邮城。嵇庄，即高邮嵇庄也。柳生，是为柳岳，时为工部侍郎，奉使赴元都请和，为嵇耸义军所杀。

嘉庆重修《扬州府志》卷四九，忠义传，“嵇耸，高邮嵇庄人。宋末为统制官，以水为砦，助官军拒元。”文丞相文天祥，“缘城子河至嵇庄，耸设醴甚至。”明确嵇庄是高邮属地，嵇耸是高邮人，与海陵或江都无干。

这个嵇庄，不是文天祥所经临的嵇庄。

四义嵇庄

清人李必恒《嵇庄》：“霍霍手磨刀，起断侍郎头。”“殷勤具舟楫，慷慨送他州。”诗叙庄主嵇耸杀侍郎柳岳，助丞相文天祥脱困故事。

自注：“今名四义村。四义者，庄官嵇耸与其子德润暨馆客林希骥千里、林孔时愿学。《纲目》云：遣工部侍郎柳岳如元乞封，高邮民杀之，即耸也。《指南录》云：予自高沙至嵇家庄，庄官嵇耸设醴甚至。复遣子德润、客林愿学送至泰州，因得航海去。明学士程公敏政有吊嵇耸辞。”

隆庆《高邮州志》卷一：“乡里。丰谷乡，在州治东南，辖五村一十七里。曰焕留村，四里。曰焦里村，二里。曰公田村，四里。曰四义村，五里。”这是高邮州弘治十五年(1502)以前的行政区划，四义村是丰谷乡规模最大的一个行政村。隆庆志卷首地图，高邮州东境，运盐河南，南澄子河以北，三阳河以西，标注有四义村。

清代，康雍乾嘉及道光与光绪等六部《高邮州志》，厢里，丰谷乡下皆列四义村，四义村在州图上的标设与隆庆志同。

民国三续《高邮州志》卷首高邮全境图，四义村标注在南城子河北侧，三阳河与大泾沟之间，小泾沟西侧。此图为清末陆军测量队所制，完全具备现代地图的特质，反映了清末高邮行政建置的实况，精确标定了四义村的数理位置。

那么，李必恒所说的嵇庄四义村，是不是这个嵇庄呢?

四义村的位置，在三阳河之西，南城子河以北，处于文天祥一行的船行路线之上。从马饮塘到四义村所在中心点小泾沟，实际水程40里强，恰是一日行程。与文天祥德祐二年三月七日的行止，完全吻合。

“统制官嵇耸，其子德润，请乡举。”这个统制官应是地方民众武装联保的首领，为当地有名望的头面人物，拥有相当的财力、物力和号召力。三阳河与城子河，乃是邮邑南北与东西的水上交通大动脉，四义村正处在这个十字路口的节点之上。柳岳因经过此地而被杀，与其所处的枢纽位置就关联极大。

“嵇家庄，方有一团人家，以水为寨。”依照文天祥的记录，这里应当存在相当规模的水域环境。时近750年，地表面貌已经发生了重大的变化，无法还原当年的实景，但早年间的水环境，至今仍有蛛丝马迹可寻。现在的四义村东西南北四个方向上分别为甸垛、卸甲、三垛和二沟，四义村就在四座集镇围成的一个矩形凹地的中南部。在四义村南北轴线小泾沟东西两侧，多为小型聚落，缺少规模稍大的中心聚落，这正是当年水域环境的限制所致。在卫星地图上，小泾沟南段地域，呈现典型的水网地貌特征。这里现有东风渔业村，其南为汉留渔业新村。拥有如此集中的渔业生产业态，既是对当代水环境的适应，也是对于古水环境的一种继承与利用。

隆庆《高邮州志》：垛，“诸垛皆在北下河地方，北下河地势卑下，凡有基址隆然而起者即以垛名，其上遂成聚落。垛之大者，居民有千家，小者亦不下二三十家。”四义村在南下河，其东南边缘顶点就是甸垛镇，处在三阳河与南城子河交汇之处。依州志的解读，以甸垛镇为中心的地域周边，早年必然地势卑下，四义村亦是如此。

另，以明代的标准来看，四义村有五里，仅次于三垛村的七里和中临村(临泽)的八里，居于第三位。尽管缺少中心聚落，但以其数量集聚了相当众多的人口，这是嵇耸结寨自保赖以依凭的人力优势。从严格意义上来说，这个嵇庄，应该是以嵇庄为中心的庞大聚落群。与之相对应的，新区之嵇庄(桥)，小纪之嵇庄，只是相对落单的孤立村落。

故李必恒笔下的这个嵇庄或四义村，就是文天祥所过的嵇庄。

四义村名，今已不存。

民国18年(1929)高邮县行政区划图，四义村处所标乡域为丰谷乡。

1950—1954年高邮县行政区划图，四义村处标注为四异乡。

现在，这里在行政上属于高邮市汤庄镇四异村，位于镇域的最西北部。境内尚有四异自然村，位于三阳河西侧，经此有连接三阳河东西两岸之四异桥，还有南北乡道之四异路等。故而，此“四异”之名，实际是新中国建立以后人们对于“四义”的讹写与讹读。

拙文草成，偶查2023年《高邮年鉴》，汤庄镇四异村现任首长乃嵇姓先生。忽发联想，钧座是否嵇庄人士?是否嵇耸义士传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