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父亲张忠，出身于一个工商业者的家庭。从他的祖父学徒打工开始，经过漫长的岁月，他们祖孙三代共同完成了张家大福油米厂的创业史。我的父亲在家业红火发展之时，做了一件大事情——把厂里的全部资产交给共产党，并走向革命道路。

1944年前后，大福油米厂为最盛时期，日加工生产大豆油2400斤。由于油料加工质量上乘，别人家的卖不掉，大福油米厂的豆油却供不应求，不仅四乡八里的老百姓来购买，临近的县市如镇江、兴化、宝应等地都有前来购买的。旺盛的销售形势，加速了资金周转，大福油米厂得到了迅速发展。

1945年12月，抗战最后一役在高邮取得胜利，新四军进驻高邮城。一个清晨，我的父亲早早就起床了，此时的他内心激动而忐忑不安，拿出两天前就起草好的“大福油米厂全部生产资料自愿捐赠给新四军”的申请报告，看了又看。他的脑海里浮现出新四军进城以来的严明风纪，以及新四军干部多次和他促膝长谈、教育引导的情景，特别是想起他的舅舅、我的舅爷爷平时对他的谆谆教诲。

我的舅爷爷林善之出身诗书家庭，曾任高邮县教育局教育委员。抗战期间，因不愿供职日伪政府，暂时寄身于他的姐夫即我的祖父的大福油米厂。他知书达礼、思想进步，我的父亲耳濡目染，深受影响。可以说舅爷爷是我父亲的引路人，是他带着我父亲一起追随共产党，走向革命道路。

在舅爷爷的支持下，父亲说服了我的祖父，毅然决然地把大福油米厂的全部资产捐赠给共产党。当他携带着捐赠申请书到达新四军苏北二分区行政公署时，一位叫李兆森的领导以及另外两名组织同志热情接待了他，并说新的厂名就在原厂名前加一个“新记”好了。第二天，我父亲就参加了新记大福油米厂的筹备工作。经过十多天筹备，新记大福油米厂诞生，新四军公署的一位领导担任经理，舅爷爷积极参与、担任副经理，我的父亲被任命为营业部主任。这成为父亲参加革命工作的起点。

1946年10月，新四军奉命北撤。新记大福油米厂拆迁全部设备和物资，随军至兴化大邹镇。后因战事频发，工厂停歇。父亲主动参与为组织筹集资金、购买药品、护送党的干部到苏南敌占区的工作。有一次，父亲奉命将一批黄金和药品从无锡送往新四军驻地。一路上国民党军盘查厉害，那黄金和药品藏在哪里才安全呢?我的母亲给父亲出了个好主意，把东西放在撑船的竹篙里。这果然是个非常稳妥的办法，因为走的是水路，他们为船老大准备了好多竹篙，把放有东西的竹篙和其它竹篙混放在一起，真的是非常安全。在母亲的帮助下，父亲出色地完成了任务。

1949年后，我的父亲从任高邮粮食加工公司副经理，到1953年任高邮城区副区长;自1956年起担任过二、三、四、五届高邮县副县长，第六、七届人大副主任。分管过工商联、文教、卫生、水利等部门。在大运河拓宽、巩固运河堤石工程、高邮水电站建设工程以及界首至临泽的公路建设等工程中，都作过贡献。那时干部下乡很少有小汽车坐，多是骑自行车。父亲告诉过我，有一次他骑车到汤庄公社检查田间水利工程，晚上回来晚了，没看见前面的大下坡，车把没刹住，结果连人带车滚下去十多米。父亲自嘲地笑着对我说，那时真仗着年轻啊，人和车子滚出去那么远，除裤子撕了两个大洞，人还好好的没摔坏!在工作中，父亲浑身像有使不完的劲。有一次他在湖滨检查堤坝加宽进度时，晚上和工人们一起突击加班。当晚因我的一个小哥哥发高烧，有个邻居就隔着河岸向河那边喊：喂!张县长，你儿子发高烧病危了，你快回家吧!借着夜间的风，声音传得很远，好多工人都听到了，他们劝我父亲赶紧回家，但他坚持将堤坝修筑完成才回。

父亲在工作中认真严肃，有时还爱提点建议啥的，在家里却总是和颜悦色，没有一丁点家长作风，对我们兄妹几个从来没有过高声和责骂。他和我们说事情的时候，总是带着商量的语气。母亲有时责怪他不要把我们宠坏了，可他自有道理，他相信的是要成人自成人、无需责骂。文革期间，父亲先在五七干校，后赋闲在家一段时间，除了看报学习，就是为我们做饭洗衣，包揽了所有家务。我们都特别喜欢吃父亲烧的菜……写到这里，内心的那种亲情和温暖真的无法描绘，可当时对这一切并不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