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曾祺和他的作品是一个富矿，近四五十年来，研究、评介汪曾祺和汪曾祺作品的文字可以用得上一个成语“汗牛充栋”。对于汪曾祺和他的作品的研究，评论家可以选取不同的切入点，这个切入点往往体现评论家的思想水平、价值取向乃至个人的人生经历、兴趣爱好等，是评论家的优势之所在，也是形成有别于“另一个”的风格和特色根由之所在。姚维儒的优势，首先在于他是土生土长的高邮人，与汪曾祺是街坊邻居。汪曾祺坦承：“我的创作源泉还是在高邮。”汪老这里所说的“高邮”，可以更具体到那条名闻遐迩的东大街。那一条街是他上幼稚园、小学，后来上中学所走过的路。汪曾祺回忆说：“从我家到小学要经过一条大街，一条曲曲弯弯的巷子。”年幼的汪曾祺对身边的一切充满了好奇心，一路上他总是“东看看西看看”，“看看那些店铺、手工作坊、布店、酱园、杂货店、爆仗店、烧饼店、卖石灰麻刀的铺子、染坊。”一天又一天，一年又一年，汪曾祺将他那稚嫩的足迹印在了那条青砖路上;而东大街上的一人一事一景一物，又深深地印在了他幼小的心田，窖藏于他的记忆深处，成为他日后取之不竭的创作源泉。如姚维儒说，旧时东大街上的那些人和事，“后来成了他小说、散文的主角。汪曾祺写的脍炙人口的旧高邮故事大多发生在这里。”姚维儒选取了东大街这个切入点，一个有别于其他评论家的新视角，犹如找到了一个蕴藏量极其丰富的泉眼，大约这正是近年他新作源源如喷涌的根由所在吧。

汪曾祺小说、散文中倾情描写的那条东大街，作品中再现的人物生活的特定环境，也正是姚维儒生活、成长的环境;也正是这个原因，让我也找到了欣赏、分析姚维儒“汪研”文章的切入口。在《热闹的东大街》一篇中，姚先生不仅写出了一家家店铺的名称、经营特色和沧桑变迁，店主的言谈举止、兴趣爱好等，他还考证出了草巷口一家名叫“东玉堂”的澡堂子，一个汪曾祺曾经多次洗过澡，历经百年、至今没有多少变化的老建筑。在“美食风物”一组文章中，他专门写了《寻味高邮：汪曾祺笔下的蒲包肉》《东大街的茶馆》和《〈八千岁〉中的草炉烧饼》等篇。他还手绘出了《汪曾祺在故乡旧时足迹图》《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高邮东大街工商业分布示意图》，俨然成为汪曾祺高邮旧生活小说、散文的图谱。姚维儒用自己的辛勤探索和笔耕，为读者解开了“许多鲜为人知的往事之谜”。毫无疑问，这些汪曾祺作品涉猎又经姚维儒考证的人和事，构成了他文章中最为重要的叙事元素，又是有别于其他“汪研”的显著亮点和特色。相信这些姚先生文章中最为重要的叙事元素，必将为其他“汪研”的深入研究提供十分可信的第一手资料。而这，确是姚维儒文章的价值之所在。

姚维儒的文章还让读者相信，汪曾祺之所以钟情于东大街，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它的位置。这里不是地道的城里，也不是地道的乡下，而是“城乡结合部”，是由城向乡的过渡地带，连接城与乡的是那一条汪曾祺屡屡写到的“草巷口”。草巷口就像一根草绳，一头系着城里，那里是东大街，是汪曾祺家所在;一头系着乡下，那里有大淖，是少年汪曾祺向往、晚年寻梦的地方。汪曾祺在创作谈《〈大淖记事〉是怎样写出的》中告诉读者，小说“所以一开头着重写环境”，是因为“这里的一切和城里不一样”，“这里的人也不一样，他们的生活，他们的风俗，他们的是非标准、伦理道德观念和街里的穿长衣念过‘子曰’的人完全不同。”他笔下描绘的是一幅大淖的风俗画，一般读者都说“写得很像”，但是汪老如实告诉读者，他“并没有有闻必录”，而是“多少把它美化了一点”。大淖当年实景如何，汪曾祺作品是如何写的，其间的差异有哪些，姚维儒在《被汪曾祺写火的草巷口》《大淖旧事》和《汪曾祺笔下的民俗风情》中提供了许多有价值的原始资料，对于读者理解汪曾祺的创作理念、审美观念和价值取向，无疑是大有裨益的。

就年龄而论，姚维儒与汪曾祺虽相隔一代，但是二人所熟悉的东大街人和事却颇多交集，汪曾祺作品所描写的特定环境，正是姚维儒生活、成长的环境。阅读姚维儒一篇篇研究文章，感觉他正朝着这个方向前行，在勉力探寻“文学家的秘境”。

《文学家秘境》第一组文章是“人物溯源”。汪曾祺《菰蒲深处》自序中说：“我希望我的读者，特别是我的家乡人不要考证我的小说哪一篇写的是谁。”汪曾祺如是说，我认为这符合文学创作的一般规律。小说作为文学作品，其中的人物形象一般都有生活中的原型，即所谓源于生活;但是作家又并非是将现实生活的某人某事直接拿来，原封不动地移到纸上，而是像鲁迅先生所说“杂取种种,合成一个”，这样的人物才具有典型性，具有生命力和感染力。汪曾祺承认：“大淖的东头不大像我所写的那样，真实生活里的巧云的父亲也不是挑夫。”巧云呢，汪曾祺原来认识一个得了血丝虫病的姓戴的轿夫，他老婆“原来是个有点邋遢的女人”，身体也不大好。突然有一天，她焕然一新，变得很挺拔、很精神也很好看起来，加入了挑夫的行列。“这女人使我好奇，经过四十多年，神差鬼使，终于使我把她的品行性格移到我原来所知甚少的巧云身上(挑夫们因此也就搬了家)。这样，原来比较模糊的巧云的形象就比较充实、比较丰满了。”因此分析文学作品包括汪老的作品，不能简单地对号入座，更不能用考据派“索隐”的方法，断言小说中某某人物就是现实生活中的某某人。这也是汪曾祺的一个隐忧，担心一旦“索起隐来”，便会有吃不完的官司。

但是，不赞成对作品中人物“考据”“索隐”，并不妨碍评论家对作品中人物原型的考证和研究。特别是像汪曾祺一组以高邮旧生活为背景的小说，小说中的人物一般都有生活中的原型。通过对人物原型的考证和探究，有助于读者和研究者通过比对分析，更准确地把握诸如小说中人物形象如何，实际生活中的人物原型怎样，两者存在哪些差异，作家经过了哪些艺术加工和创造，这些加工和创造体现了作家怎样的创造倾向、审美情趣和思想情感等，即如汪曾祺对巧云形象移花接木式的艺术创造。姚维儒一组“人物溯源”，正是依据自己的深厚积累和新近的探秘，为读者和研究者提供了丰富而可信的信息。比如，他几经辗转，找到了《侯银匠》中侯银匠女儿侯菊的原型侯巧云、大孙女周秀华以及外孙女王其定等家人，也因此得到了许多不为人知的故事。比如，汪老在《侯银匠》中写道：“侯银匠店是个不大的小银匠店，从上到下，老板、工匠、伙计，就他一个人。……侯银匠一天就这样丁丁笃笃地敲，戴着一副老花镜。”但是据王其定介绍，事实情况并非如此，侯家的银匠店有两间门面，具有一定的规模，店铺里一直有伙计(学徒)，最多的时候有四五个。很显然，侯银匠和侯菊的形象经过了汪曾祺的艺术加工，渗透了他的思想情感。为何如此?姚维儒为我们作出了合理的分析：这个短篇小说重在写出“侯家父女相依为命”，侯菊继承了父亲的心灵手巧、自尊自强;父亲爱女儿，对女儿有着朴实深沉的亲情依托。父亲耐心谨慎地为女儿寻找了一门好人家托付终身;然女儿有了好归宿后，父亲则失去了唯一的情感依托，孤独一人，倍感寂寞，难消长夜。小说正是围绕侯菊出嫁前后父女二人的心理展开描写的。试想，如果照实写出侯银匠店有好些个伙计(学徒)，那么很显然，侯银匠在女儿出嫁后孤独心理的描写就失去了一个合理的、特定的氛围，就会显得不够真实。

汪曾祺曾经说过一句带有总结性质的话，我“写得最多的是我的故乡高邮，其次北京，其次是昆明和张家口”。写得最多的是高邮，写高邮最多的无疑又是东大街，那条上学路上留在他记忆里的人和事、景和物。有分析家认为，汪曾祺“有益于世道人心”的创作思想和“人间送小温”的创作基调就萌生于他的童年时代。他在上学路上见到的一家家店铺、一个个普通的小人物，他在“五小”这个童年乐园中得到的师恩和母爱，正是他创作思想和基调萌生并逐渐成熟的阳光、雨露和沃土。姚维儒专注于汪曾祺作品本事、特别是东大街上人和事的追踪和探秘，有助于理解汪曾祺创作思想和基调萌生和成熟的情感历程，这是姚维儒文章更深一层的意义和价值。

《话说〈徙〉故事中的故事》，为《文学家的秘境》第一单元“人物溯源”中的第一篇。主人公高北溟是汪曾祺小学五年级至初二的国文老师，是对汪曾祺影响很深、也是他非常敬重的一位恩师。高北溟具有“为人正直，待人诚恳，清高而从不与世俗合污，终生勤奋”的高标品格，教学很有特色，常在规定的教学内容之外选教归有光的文章。汪曾祺在《谈风格》中直言，对他影响比较深的作家，“古人里是归有光”。归有光名篇中他尤其欣赏《项脊轩记》等，归有光“善于以清淡的文笔写平常的人事”，以及“对于生活富于一种人道主义的温情”的人生态度，对他影响尤深。姚维儒的挖掘和分析，令人信服地相信，汪曾祺专注平常人的创作倾向和“人间送小温”的创作基调，与他青少年时期得到归有光为人为文的滋润、熏陶是分不开的。

汪曾祺成为享誉海内外的名作家后，有人问他是怎样成为一个作家的，他“自报家门”说：“这跟我从小喜欢东看看西看看有关。”“东看看西看看”的习惯始于小学时期每天放学回家路上。年幼的汪曾祺“百看不厌”，除了儿童的好奇心，还有着情感上的认同。“这些店铺、这些手艺人使我深受感动，使我闻嗅到一种辛劳、笃实、轻甜、微苦的生活气息。”放学路上的所见所闻所感，深深印入他的记忆，成为他日后创作的珍贵素材，“我的小说有很多篇写的便是这座封闭的、褪色的小城的人事。”正因为如此，汪曾祺作品中的人物，一个个差不多都是市井中的普通人，其中不乏引车卖浆者流。即使如《鉴赏家》，其中人物虽然有“全县第一个大画家季匋民”，然小说真正的主人公，或者说作家心目中的主人公并非是季匋民，而是那个给大户人家送水果外卖的全县“第一个鉴赏家叶三”。在《五小溯源趣谈》中，姚维儒提到了“五小”那个姓陈的唯一的斋夫(校工)，“因幼年出天花，脸上留下些疤痕，人家背后就管他叫‘麻斋夫’。”在汪曾祺《我的小学》《詹大胖子》中，姓陈的“麻斋夫”变成了“詹大胖子”。大约在一般人眼中，一个胖子的形象比起“麻子”似乎要多那么一点可爱的成分吧。人们常说“为尊者讳”，汪曾祺这里是为普通人“讳”，他将自己情感的“小温”毫不吝啬地送给了诸如叶三、詹大胖子一类的普通人。这些微不足道的小人物，身上有许多毛病，汪曾祺却用他那双善于发现美的眼睛，发现了他们身上未能泯灭的美，在他们身上寄予了同情甚至某种欣赏的情感。

姚维儒在《文学家的秘境·后记》中说：“在这些身处逆境的社会底层人群中，在这些坚韧又富有人情味的人们身上，寄托着汪曾祺的人生理想、生活情趣和对高邮这块故土的热爱、对乡邻的关爱之情。”他对汪曾祺作品中表现出来的对家乡普通人的“关切、同情乃至悲悯的情怀”是有深切理解且有情感共鸣的。姚维儒在东大街这片沃土勤勉挖掘，探求烟火人生中“文学家的秘境”，推出一篇篇美文，必能有助于读者走近汪曾祺笔下的小人物，走进汪曾祺的情感世界，进而获得更多的情感陶冶和滋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