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些日子寓居沪上，我翻阅了清代诗人王士祯《渔洋诗集》、赵执信《饴山诗集》、汪为霖《小山泉阁诗存》和朱受新《木鸢诗稿》，几乎每天都去汾阳路、岳阳路和桃江路交汇处的三角形街心瞻仰普希金纪念碑，然后沿岳阳路走亲访友，沿街梧桐无不一树绿荫，一树蝉鸣。汾阳路流淌着蝉声，或高或低，或远或近，无处不在，不绝于耳。即便回到寓所，我还隐约听见清代的蝉声——

双树有鸣蜩，孤情伴寂寥。

自缘饱风露，不肯逐金貂。

驿路关门雨，斜阳浦岸潮。

年年行役处，为尔几魂消。

——这是王士祯的《蝉》。王氏是山东新城(今山东桓台县)人，顺治十五年(1658年)进士，由扬州司理累官至刑部尚书。以诗名于时，为有清一代宗匠，与朱彝尊并称。此诗从品德、声音、情怀等方面对蝉进行了栩栩如生的刻画。写蝉实为写人，在以蝉明志写自己孤高志向的同时，还流露出诗人一丝淡淡的乡愁。路边两棵树上有蝉鸣叫不停，它们性格孤高，甘愿忍受寂寞。只是因为已经饱餐了风露，所以从不追求显贵的生活，你看蝉声鼎沸就像驿路上的“关门雨”，夕阳下的“浦岸潮”，古往今来，有多少游子闻蝉伤神。王氏是继司空图、严羽之后倡导神韵理论的又一大家，是“神韵说”的“集大成”者，也因标举“神韵”而名声大噪。遗憾的是，王渔洋平生只拈出“神韵”二字，并未作出正面系统阐述。

蜕化知何故，传声秋树端。

虚随貂作饰，剩有露为餐。

蟋蟀劳相和，螳螂遣暂安。

严霜休太逼，已怯早来寒。

——这是赵执信的《蝉》。赵氏是青州府益都县颜神镇(今山东淄博市博山区)人，清初诗坛“六大家”之一，早年非常顺遂，十四岁中秀才，十七岁中举人，十八岁中进士，任右春坊右赞善兼翰林院检讨。此诗是蝉的苦诉，直言后悔蜕化成蝉，原因有三：一为生活清苦，二为居处孤寂，三为环境险恶，虽有蟋蟀唱和，但有螳螂暗害，尤其“严霜休太逼，已怯早来寒”则道出了对政治倾轧的担心和恐惧。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这时，赵氏虽身处宦海，但能居安思危。康熙二十八年(1689年)，赵氏二十八岁，因佟皇后丧葬期间观看洪昇所作《长生殿》戏剧，被劾革职。此后，赵氏徜徉林壑，直至老死。值得一提的是，赵氏是王士祯甥婿，然论诗与其异趣，强调“文意为主，言语为役”(《谈龙录》)。在当时的诗坛上，王氏“神韵说”风靡一时，唯有赵氏在创作上和理论上与其分庭抗礼。赵、王二人由原来相互唱和、彼此欣赏发展到相互诟厉，互不相让，乃至老死不相往来。

出身原不洁，一夕占高林。

说露惊闺梦，谈风乱客心。

妆分齐女鬓，冠耀侍中簪，

日日浓阴里，当窗伴苦吟。

——这是汪为霖的《蝉》。汪氏是江苏如皋(今江苏如东)人，乾隆四十四年(1779年)，汪氏年方十七，赴京赶考，中武进士，被授厦门参将。不久，援川运例捐纳刑部湖广司郎中(正五品)，颇受刑部尚书胡季堂器重。好景不长，汪氏很快就被卷入“《一柱楼》诗案”和“《西斋集》案”，差点尽毁前程。所以，他以低姿态进入抒情世界。可以说是露惊了闺梦，也可以说是蝉惊了闺梦，究竟是蝉谈风乱了人心还是人谈风乱了蝉心?诗人故意将惊者和被惊者、乱者和被乱者的身份混淆，使得二者形成互感、互嵌、互变的关系，含蓄表达了因受两案牵连而不知如何述说的苦闷和憋屈。最后，由蝉及人，一个“伴”字将两者境况和心情联系起来。此心如蝉，虽然遭受种种不平际遇，但是依然保持积极进取的心态。

抱叶隐深林，乘时嘒嘒吟。

如何忘远举，饮露已清心。

——这是朱受新的《咏蝉》。朱氏是苏州吴县人。此诗语近情遥，抒发了诗人待时而动的个人抱负。蝉抱叶而藏，不愿居高临下。如有机遇，也会放声歌唱。不求“远举”，但求饮露清心。其中诗人的形象更像一个高洁的隐士。蝉者，禅也。平心而论，蝉从默默无闻到一鸣惊人，经历了蜕变的痛苦，尽管生命极其短暂，而它参透了生死之后，也就看淡了得失，能歌则歌，能飞则飞，是一个了不起的修道者。关于朱氏，无论《苏州市志》还是《吴县志》都不曾为其立传，生卒年也不详，好在他有一部《木鸢诗稿》传世。

窗外，蝉声依旧，如雨，如歌。夜不能寐，我走出寓所，沐浴着蝉声，走近普希金纪念碑，醉眼看那半身胸像如蝉一般，“乍移深树影，又听别枝声”(爱新觉罗·玄烨《咏蝉》)。夏天有蝉陪伴，有种难以言说的乐趣，感觉这座城市没有遗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