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先生的杂文《在现代中国的孔夫子》，是以日文发表在1935年6月号《改造》月刊上的。这篇文章的由头是“新近上海的报纸，报告着因为日本的(东京的)汤岛，孔子的圣庙落成了，湖南省主席何键将军就寄赠了一幅向来珍藏的孔子的画像”。

一幅画像，如何能够引起鲁迅的注意，而写下一篇名文?

这里有必要交代一下时代背景。上世纪三十年代中叶，日本帝国主义为了实现侵略中国、称霸亚洲的野心，鼓吹用“孔子之教”建立“大东亚新秩序”，并在东京等地大修孔庙。与此同时，国民党当局也于1934年2月下令尊孔，定8月27日为孔诞纪念日，大力宣扬“孔孟之道”，提倡所谓“新生活运动”，与日本侵略者遥相呼应。

鲁迅先生以其锐利的目光看出日本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当局所谓尊孔，正是内外反动派欲用孔教做“敲门砖”达到险恶的目的。这样说来，此文的时代性、民族性、先进性就显而易见了。

文章逐层深入地写出了孔子在中国历史上地位的变化，揭示了变化的深层次的历史原因和现实状况。相信不少人读过这篇杂文，我就不再啰里啰嗦地对文章进行分析了。

我还是讲讲我的阅读感受。

鲁迅先生对孔教之兴衰的分析以及对孔子被统治者作为敲门砖使用的事实列举，都是无可辩驳的。但是，当我读到最后一段，我的目光和思维久久停在那几行字上，而且心中有说不出来的味道。不妨录于下，请诸位看看，问题出在哪里：

中国的一般的民众，尤其是所谓愚民，虽称孔子为圣人，却不觉得他是圣人;对于他，是恭谨的，却不亲密。但我想，能像中国的愚民那样，懂得孔夫子的，恐怕世界上是再也没有的了。不错，孔夫子曾经计划过出色的治国的方法，但那都是为了治民众者，即权势者设想的方法，为民众本身的，却一点也没有。这就是“礼不下庶人”。成为权势者们的圣人，终于变了“敲门砖”，实在也叫不得冤枉。和民众并无关系，是不能说的，但倘说毫无亲密之处，我以为怕要算是非常客气的说法了。不去亲近那毫不亲密的圣人，正是当然的事，什么时候都可以，试去穿了破衣，赤着脚，走上大成殿去看看罢，恐怕会像误进上海的上等影戏院或者头等电车一样，立刻要受斥逐的。谁都知道这是大人老爷们的物事，虽是“愚民”，却还没有愚到这步田地的。

鲁迅分析了“愚民”对于孔子的矛盾态度，原因在于“孔子曾经计划过出色的治国的方法，但那都是为了治民众者，即权势者设想的方法，为民众本身的，却一点也没有”。

果然是“为民众本身的，却一点也没有”吗?当然不是的。

先说说孔子思想的核心“仁”。孔子说，仁者，爱人。爱人，不是爱特定的一群人，以至某一个人，而是爱所有人，所有人不包括民众吗。到了宋明，儒家从“爱人”扩展到“民胞物与”，把仁提高到爱自然万物的高度和广度。

再说说教育。孔子是不是私学的开山鼻祖，缺少史料支撑，但绝对是平民教育第一人。他的教育大纲是“有教无类”，对所有自愿接受教育者实施教育，入学条件也极为简便，“自行束脩以上”，即自己带着十条干肉来报名。那时候，山高林茂，动物繁多，十条干肉对一般家庭都是轻而易举的。正是孔子，为无数平民子弟争取到受教育的权利，也是孔子使平民掌握了文化知识，参与到治国理政中来。对平民实施教育，是不是“为民众”?

我们还可以从孔子的志向上感悟到孔子的为民情怀。

《论语·公冶长》记载着孔子与弟子颜渊(颜回)、季路(子路)畅谈志向的故事：

颜渊、季路侍。子曰：“盍各言尔志?”子路曰：“愿车马、衣轻裘，与朋友共，敝之而无憾。”颜渊曰：“愿无伐善，无施劳。”子路曰：“愿闻子之志。”子曰：“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

某一天，颜渊和子路侍候在孔子身边。孔子就让两位得意弟子说说自己的志向。子路一向性急而少谦虚，急急忙忙地说：“我愿意将车马和衣服与朋友们共用，用坏了也不遗憾。”这符合子路的性格。颜回接着说：“我希望不夸耀长处，也不表白劳绩。”颜回的谦退由此可见。到这里就该结束了，或者老师给予点评，想不到子路却提出来“愿听到老师的志向”。孔子没有责怪子路的鲁莽，也没有推让，直接说出了十二个字。这十二个字是孔子通过努力使“老者得到安抚，朋友得到信任，晚辈得到关怀”。这是孔子的志向，也是孔子一辈子为之努力的目标，他所憧憬的“小康”“大同”，有更为完整的构画。这里面的“老者”“朋友”“少者”，难道不包含“民众”吗?这已经不需要文字表述了。可以说，这十二个字是中国民本思想的萌芽，在中国思想史上闪耀着永恒的光辉。

最后，我再摘录几章《论语》原文，让大家一起鉴别一下，孔子是不是“为民众”的：

子贡问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三者何先?”曰：“去兵。”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二者何先?”曰：“去食。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论语·颜渊》)

这一章里，孔子认为，治理政务，可以没有军队，甚至可以没有粮食，但不能没有民众的信任，如果民众失去对国家的信任，国家就不可能立起来。把民众有无信任提到国家兴亡的高度，这可能是孟子“民贵君轻”思想的滥觞。

哀公问于有若曰：“年饥，用不足，如之何?”有若对曰：“盍彻乎?”曰：“二，吾犹不足，如之何其彻也?”对曰：“百姓足，君孰与不足?百姓不足，君孰与足?”(出处同上)

有若是孔子的弟子，当鲁哀公问道，年成不好，用度不足，该怎么办?有若说，您何不采用十分取一的税收政策呢?鲁哀公无奈道，十取二都不够用，十取一有什么用?有若因此说了一句足以引起统治者警戒的话：“百姓富有，国君怎么会不足呢?百姓不足，国君怎么会富有呢?”有若以此希望鲁哀公节用厚民。这里的百姓不就是民众吗?

子适卫，冉有仆。子曰：“庶(众多)矣哉!”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论语·子路》)

冉有驾车，陪同孔子到卫国。到了卫国边境，孔子感叹，百姓真多啊?农耕社会，人口众多是国力强盛的表现，孔子因此感叹。冉有说：“人口已经挺多了，还该做些什么呢?”孔子回答：“要使他们富裕。”冉有又说：“一旦富裕了，还该做些什么呢?”孔子只回答了两个字“教之”，即教育他们。

两千多年前，孔子就提出了富民教民的思想，是多么地了不起啊。直到今天，这仍然是治国理政的宏伟目标，不仅中国，世界亦如此。孔子为民众计不可谓不深远，如何能说“为民众本身的，却一点也没有”呢?

鲁迅做一些“骂孔子的”文章，未为不可。自孔子当世到今天，可以说骂声不断，有的已经不止是骂，简直是侮辱。我以为，不管谁骂，也不管怎么骂，但要骂得在理，骂得有据。不能变成泼妇骂街，那样，对被骂者当然不好，骂人者也显得素质太差。骂孔子，总不能离开时代和阶级，总不能背离《论语》等经典著作。

我写这篇文章，不是说鲁迅《在现代中国的孔夫子》一文中骂孔子全都骂错了，至少，在孔子关于民众问题上的判断有失偏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