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父亲在泰兴黄桥人民银行工作，那是离长江不远的一个名镇。我便出生在那里，成了高邮籍的黄桥人。

我对黄桥没什么记忆，依稀有点印象且也听父亲说过的是，父亲拉着我的小手，走到黄桥肉联厂大门，要我跟他念“地方国营黄桥肉联厂”，我极小，不知怎么会留下这样的记忆。父亲以后告诉我，他听人说当年陈毅常在黄桥中学打篮球，指挥黄桥战役。

父亲从黄桥调到泰兴城里的人民银行后，租住在城里的一条小巷里，我开始有了一点记忆。记得我上了巷子里的一家幼儿园，只有十多个孩子，房子有一小阁楼，楼上摆了一排小木马子，让孩子撒尿。

一段时间里，大街小巷家家户户敲锣打鼓，敲铁畚箕，敲面盆，敲木块，敲一切可以发出声响的物件，怪声喊叫，发出一切可以发出的声音，麻雀吓得无处躲藏，无处落脚，身疲力竭，掉在地上被人捉拿。学校要老师带学生到野外挖苍蝇蛹，我没地方丢，跟着母亲去。多在一些大粪缸周边挖土壤，看到蝇蛹便搛起放在盒子内，有学生边挖边教我学数数，从一数到一百。那年代讲究“除四害”(指苍蝇、蚊子、老鼠、麻雀)，后来把麻雀换成了臭虫。几十年过去了，“四害”还是“四害”，人类也没什么除掉它们的好办法。

一、二年级是在高邮的新巷口小学分部上的，三年级起又去了泰兴上城中小学。那是坐落在一条小巷里的小学校，学校里有许多高大光滑的梧桐树，还有办公室旁的紫藤树、花架。

那时我们住到了一条河边上的陈家小楼，出门上大街，向西是母亲的城西中学，向东过桥不远就是我的小学。父亲在离城五六里路的城北中学(在燕头)，他那时已从银行转行到学校当了老师，住校。

每天晚上，在家做完作业就没事了。家里的书很多，我乱翻，逮到好玩的就看，竖版繁体，认不着的字就跳过去，看完了《红军第一方面军长征记》，知道了突破乌江、飞夺泸定桥的故事。还有《镜花缘》，看不太懂，只是觉得里面的插图好玩。还有苏联的书，有本是写一艘潜艇出事故的故事。母亲都要到单位参加学习，她不让我在灯下看书，押着我早早上床，把煤油灯的灯头捻得黄豆大。我心里害怕得很，躲在被窝里闭上眼睛用力睡觉。有时一觉醒来，发现母亲还没回家，就放开喉咙大喊“妈妈”。喊得楼下的房东老奶奶也喊了起来，“不要喊，你妈妈马上就家来了!”有时，正好母亲在外面听到我的喊声，也叫，“别喊了，回家了!”我不知道，母亲为什么要天天晚上学习。后来，我坚决不肯一个人在家睡觉，母亲就把我带到学校，放在她班上，让我坐在一旁看学生晚自习。她班上有个男生左右手残疾，右手不能写字，左手蜷曲着转了一个弯抓笔写字，看他的样子，我心里好难受，但他写出的字很好看。有时，在办公室里做作业，听老师们开会。

陈家小楼住了一年，我们搬到了母亲的学校。校园里有个小湖，周边长满芦苇，湖两头有路通往湖北边的教室，我家在湖南，离水边不远。星期天和暑假，父亲回家了，我们自己在家做饭。我最喜欢下河边淘米洗碗，赤脚站在水边，把淘米箩沉到水里，引来阵阵小鱼围着双脚打转，撞着腿肚脚趾，有的还游进了米箩。我稍稍把米箩一提，小鱼便箭似的游离开去，一条也逮不着。

水塘边有一块不大的空地，父母用休息时间拔了杂草，理清砖瓦杂物，挖开(我不知道他们是怎么翻的地，用了什么工具)，撒下小麦种。出了苗，竟越长越旺、越长越密实。天暖了，伸出了带芒的穗儿。这芒从绿到黄，从柔软到刺人，越长越欢，越长越结实。儿童节期间，母亲用剪刀剪下一把把麦穗，揉搓下粒粒麦籽，竟有了近一大口袋。父母那个高兴，我也盼着这麦子能变成雪白的面粉，变成面条，变成白馒，变成烧饼。要知道，那时才离开“三年困难时期”不久呀。

后来，靠小湖边的房子拆了，我们搬了家，那是一间旧教室隔开的，一半木工房，木工房里是坏桌椅破板凳废木料，一半是我家。家外面一长段围墙，围墙外是人家。外出到学校大门，要顺着围墙绕一段路。夏秋，围墙上爬满了人家种的扁豆藤，扁豆藤翻过围墙披挂下来，一墙的红紫粉白绿，真好看。待上面缀满了丰硕的红绿豆荚时，我便动了歪脑筋，晚上偷偷摸黑来到墙下摘豆子。豆子摘回家，被母亲骂了一顿。后来这家女主人爬上木梯在墙头摘扁豆，看到走路的我，说墙这边的豆子摘不着，你们摘了吧，我这才大着胆子，正经去摘扁豆了。

那年深秋，外婆离世，母亲请假去了镇江，父亲在农村学校，我虽然三顿在学校食堂吃饭，但母亲不放心我一人在家，便请她班上的一个男生晚上来陪我睡觉。这个男生是班干，名字至今我都记得。他从家里带来好多山芋，晚上用砖头垒成灶，从隔壁木工房找出废木料，煮山芋。一连吃了几晚山芋。泰兴的山芋真是太好吃了，至今忘不了。

每天早上，我从家里出去到学校食堂吃早饭，二两饭票，两大勺米和元麦粯子混煮的热粥。我们几个孩子一同比赛，谁喝得快。于是我转着饭碗，边吹气边一口一口往嘴里吸，喝得稀溜稀溜地响。我快不过他们，他们喝光粥一起走了。他们高我一个年级，一个姓戴，是教导主任的儿子，一个叫崔志国，是一位化学老师的表弟。崔后来上了初中，没毕业就闹着当兵去了，在福建莆田。这些都是我回高邮插队下了乡，他凭着依稀的记忆写信到高邮告诉我的，他写了一半的地址，我居然收到了。

我常一个人在街上逛，东看西看。听卖老鼠药的吆喝唱小唱，看他脚下一地的死老鼠;看鼓楼街街旁卖牛肉锅贴的做锅贴煎锅贴;看给人拔牙的，桌上的盘子里满是奇形怪状的牙齿。夏天，泰兴的街头常有人卖一种小西瓜，一板车比拳头稍大一点的小西瓜，一二分钱一个，围着板车吃，得把瓜籽吐在车内。瓜籽挺大挺黑，卖瓜的就要这又大又黑的瓜籽。一次挤在吃瓜人群里，忽然发现有母亲学校的老师朝这边看，我很难为情，忙低下头转过身去，以后就再也不敢在街上吃这种小西瓜了。

春节是我们小孩最开心的时候，母亲学校的茅校长初一大早就领着住校老师一家一家走，然后被拜年的老师也跟着队伍上了街，人越来越多，我们几个小孩就成了拜年队伍的尾巴。走几家，我们的口袋就鼓起来了，瓜子糖果，什么都有。母亲不准我跟在后面，说我不懂得难为情，茅校长却鼓励孩子们跟在后面。我于是悄悄跟着，跟在最后，跟到结束。

1964年夏天，我在泰兴度过了最后一个暑假，要随母亲回高邮了。这年她班上有四个学生考取了省泰中(泰兴人把泰兴中学也称做省泰中)，学校很高兴，她也很高兴，我们全家都很高兴。她是班主任，教英语，她的学生都喊她印先生。临走前一晚，学校老师聚餐，送我母亲。母亲不许我和父亲一起去吃。那天，我和父亲在街上吃了泰兴的最后一顿晚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