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曾祺先生有一本《五味集》，长子汪朗近期出版了一本《六味集》。这本书收录了29篇关于饮食文化的随笔，从书名看，比五味还多了一味。汪朗说，所谓六味，写的是味外之味，文章对于食材选择、烹饪技法之类的内容虽有涉及，但更关注与饮食有关的人情世故，寻觅五味之外的别种味道。汪朗先生非常谦虚，他在自序里说：“偏偏家里又有个美食家横在那里，名叫汪曾祺……我写这些东西，老头儿如果看到，大约只会哼哼两声，心里头觉得和他文章的路子不一样，非驴非马，很不纯粹。”

《六味集》的写作风格独特，结合了传统笔记体小说和当代微博体的特点，文章精短且富有谐趣，符合汪曾祺的风格。书中不仅记录了汪曾祺与王世襄因吃结缘的故事，还提到了1960年代北京川菜的普及等历史背景，展示了作者对饮食文化的深刻理解和独特见解‌。

汪曾祺谈吃的文章有不少与“乡愁”有关，如写故乡高邮和旅居昆明的吃食，从食物引发对旧人旧事的回忆。《六味集》中的文章同样蕴蓄了浓浓情感，汪朗与父亲相比虽然少了一些旧的回忆，但丰富的美食经历让他欲罢不能，什么豆腐、螃蟹、烤鸭、黄瓜、韭菜、锅巴、月饼，甚至臭食都成了他笔下的素材。《四川饭店杂忆》写1962年汪曾祺回到北京，一家人终于团聚，父母为给子女补充营养，宁可做“月光族”也要时常带兄妹三人下馆子，去得最多的就是四川饭店。作者对担担面、抄手、小笼蒸牛肉等地道的川味小吃记忆犹新，尝鲜毛肚火锅，更是留下深刻印象。

要说汪氏父子美食文章的不同，汪曾祺的文章感性些，汪朗的文字则理性些。汪曾祺的文字间流淌着对生活的热爱，汪朗的文字往往会对一些文化现象进行深入浅出的剖析。如《豆腐的贵与贱》一文，作者细数豆腐的历史后，略抒感慨：“尽管刘安发明豆腐的说法并不可信，但人们至今对此仍津津乐道。这其实也正常。中国人多有尊上崇古心理，一件泽及众生的好事，总要找个有头有脸的人领衔才好，不能是张三、李四、王二麻子这样的凡俗之辈，如此才觉得有说道，够分量。”这种文章风格的形成，有作者的主观原因，也有客观因素的推动。汪朗在自序中说：“之所以形成这样的写作套路，主要是当初约稿的刊物都不是生活类的媒体，有的是财经类的，有的是管理类的，弄一篇纯粹谈吃谈喝的文章夹在其中，实在不搭。于是只得另想办法，以吃喝为主线，增添些经济社会历史文化方面的作料，铺排之余略作发挥，争取和刊物的风格多少有些契合。没想到编者读者对此都还认可，一来二去，便成了现在的格式。”从这个角度看，《六味集》所收，并非“纯粹”谈吃的文字，而是以谈吃为由的文化随笔。

汪曾祺晚年时常翻阅的一些有关饮食文化的小册子如《随园食单》《清异录》等，据汪朗说多是他买来孝敬老爹的。“当时商业部在西单办公，东门外有一个出版社的读者服务部，常年售卖一套‘中国烹饪古籍丛刊’，单本售价不过块八毛钱。我去商业部采访后，经常在书店转转，碰见有合适的小书就买上两本，回家孝敬老头儿。后来他写文章，用过书里不少材料。”“老头儿走后，这些小册子都归了我，后来写文章时也从里面找了一些材料。”这套“中国烹饪古籍丛刊”，见证了汪氏父子的“衣钵传承”。

汪曾祺谈吃的文章充满着书卷气，朴素动人，他把自己的生活经验融入到文字中。汪朗的《六味集》谈吃会聊吃的典故出处，他的“味外之味”是这本书的“画龙点睛”。正如著名文化学者朱延庆在通读全书后给出的中肯评价：汪朗的《六味集》具有“七性”和“五亲”，即知识性、趣味性、历史性、雅俗性、亲民性、文化性、开拓性，亲馨、亲和、亲美、亲近、亲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