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排红砖瓦的校舍掩映在广袤无垠的芦苇荡丛中，显得格外醒目，这里没有喧嚣，一年当中可以领略到芦苇新芽透青、绿荫如海、芦花似雪的各个季节的美。由于老家地处高邮东北乡，那里地势低洼，给芦苇创造了得天独厚的自然生长环境，这所学校也顺理成章地被称为芦苇荡中学。初听这名，很特别，也极具年代感。中学的东边便是小学，两所学校仅有一操场之隔的距离。

后来，人们开荒种地，砌房建屋，上了新庄台，一切都变了样，芦苇荡中学早已跟过去告别，更名为北荡中学了。

十四岁那年，我完成小学六年的学业后升入北荡中学继续读书。学校已显沧桑，没有院墙也没有门卫，几位老师教学的质量却不容质疑。

初中仅有一、二年级两个班，班级少老师更少，且都是清一色的男教师。虽说仅几位老师，但也为我们撑起一片丽日晴空。

读初一年级时，数学由陆校长教。那一副深度近视眼镜下的双眼自带威严，他不苟言笑，尤其是在上课时，那股眼神似乎具有穿透力，能洞察一切。因此，每位学生都规规矩矩坐着听讲。学生们有疑惑时，他总是耐心解答。同学们对他既尊敬又害怕。

英语老师姓朱，同样也戴着副眼镜，只不过年事已高，满嘴的牙脱落了不少，说话时难免会漏风，教我们读英语单词时，字不正腔不圆的情况时有出现。因缺牙太多，朱老师后来索性装了假牙。装了假牙后，漏风现象终有好转，但当朱老师读书或讲课时我们总能听见他上下假牙因松动而发出响声，这声音在安静的教室里听起来格外突兀，我们抿嘴强忍着笑。此时，讲台上的朱老师快速扫了我们一眼后，独自偷笑着。这一瞬间早就被我们捕捉到，这老头儿好可爱啊，我们索性跟着笑了起来，他也不恼我们。朱老师教学很辛苦，他原先住在村子里，后来搬到川青五里桥去了，上下班极不方便，但他还是多年如一日往返于家校之间。他教学严谨，每篇课文与单词都亲力亲为帮我们过堂背诵。正因为他的负责，我们每学期的期末考都名列全镇前茅。

我们的语文是洪林老师教的，那一年他刚从高邮师范毕业分配到此。洪林老师与我同队，他的家就在学校旁边。每天早上，我们坐在教室里都能瞅着他胳膊下夹着一摞书本，从那片湖桑地的田埂间走出来(他家在湖桑田旁边)。洪林老师是学校老师中年龄最小的，平时喜欢穿一件淡蓝色或白色的衬衫，很是清爽。当他越过那片绿意盎然的桑树地时，我们便装模作样开始晨读起来。洪林老师的课生动形象，他总是不厌其烦地教我们前、后鼻音的读法，也就在那时，我们才了解诸如“晴”与“琴”乃至更多字的读音似相同却有不相同之处，就是有着前、后鼻音之分。

又是一年开学季，我们升入初二年级。朱老师仍然教我们英语。数学全科(代数、几何、物理)由一位周姓老师“大包大揽”了。周老师精瘦干练，走路带风，说来也怪，一位老师居然会精修家电，这背后他该有多努力啊!一到假日或放学后，常见他周老师骑着“二八大杠”穿梭于乡村小道上，不用说，那是他“出诊”修家电去了。我们一天的课时大概有一半都与周老师相耗着，因此便觉着枯燥乏味。那时候我们最企盼夜里来一场雨，而且是一场大雨。一大早几十双眼晴在教室里远远观望着学校前面的大会堂方向，看大会堂下方那曲折蜿蜒的乡村小道上有没有人朝学校来，都希望老师迫于行路难而不来或迟来上课。记忆中老师们很少缺课，除非外出听课。如果有老师因事迟到了那么一会儿工夫，每位同学心中都要窃喜一阵，随即全班便是一片欢呼雀跃……

初二年级的语文由德松老师任教。他是家乡文化名人陆建华先生的弟弟，与校长同村，都是南荡的。他读书很多，懂得也多，尤其是文言文中的“之”“乎”“者”“也”，在他的剖析下，我们理解得很通透。他带领我们朗读时那抑扬顿挫的声音总让我们忍俊不禁，妥妥一老夫子形象在众生脑海里烙下了印。

我们那会除了这几门主课还是这几门主课，日子过得太纯粹太乏味了，不像现在学校每周还搞个社团活动什么的。但那时劳动课还是有的。这不，学校旁边的操场在沉寂了两个月的暑假后，百草丰茂，似青青大草原般壮阔。开学初，德松老师便在班上宣布劳动课的事宜，男生带大锹、女生带小铲锹，锄草!乡村孩子，这点小活计大都会点儿。一个下午，操场终于露出了它的“庐山真面目”。哪晓得几日后，又是一片青绿。老师也看出了端倪，许是割草如割韭菜，去了叶留了根，自然还要疯长的!鉴于此，老师宣布，下节劳动课继续锄草!此言一出，众生哀嚎。但上劳动课时，大家嘻嘻哈哈、追逐打闹，倒也给单调的学习生活增添了不少乐趣。

我去镇上五里桥读初三年级时，北荡中学被撤掉了。原先的教室被用作村卫生室，再后来，被夷为平地，变成了农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