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临泽镇北头的老汽车站向东看，就可以看见通往我们生产队的一排郁郁葱葱的柳树林。我们天天从这里上工，路旁的柳树就像是列队的士兵欢迎着我们；我们天天从这条路上下班，路旁的柳树林又目送着我们从它的身边走过。站在柳树林下，层层叠叠的树叶让人看不见天，它远不是杭州西湖、扬州瘦西湖那林黛玉般身材的杨柳树。它高大，茂盛、威武、伟岸，树干足有三丈高，平时轻风吹不动它，只有狂风大作时，它才扬起柳叶掀起柳枝，就像是交响乐团艺术指挥飘逸的长发随着音乐的激情而舞动起来。路边麦场上常常有几百只甚至上千只麻雀在偷食，一个个小精灵先是抬头左一看右一看有人没有，再是低头啄两口食，又抬头……一看见人来，“呼”的一声，钻进柳枝里，一只也看不见。大概是1971年盛夏的一天，天气十分炎热，只感到太阳离大地很近，地面烫得我们都不敢赤脚走路。茂密的柳树林太阳光穿不透，树下风凉自在，好一个“避暑山庄”。下午三时多，生产队的人都集中在柳树林下政治学习，队长一句一句地读着《<宪法>征求意见稿》，大家三三两两坐在一起，有的低声说笑，有的用树枝撩人，有的敞开衣服喂奶，有人还干脆打起呼噜。树上的上千只知了吵个不停，一阵声高，一阵声低，像是几个声部的大合唱。

在农村锻炼四年，两年种田，两年在大队做民办教师。两年的七百个劳动日我和农民一样做日工，大忙时还做早工，晚上到队里看场。第一年上半年预分，我不但分到了稻谷， 还拿了三十多元工钱，第一次凭自己的劳动拿钱，我心里充满喜悦。妈妈更是笑得合不拢嘴。农村都是泥土路，下雨路滑，我没有一双好胶鞋，更是哪一天就企盼有一双新上市的鞋底有鞋钉的防滑靴。妈妈知道我的心思，就给我七元钱，叫我上百货店买双防滑靴，我高兴地出门把衣服担在了肩上。在商店里，我把防滑靴穿了试，试了穿，准备付款时，却发现衣服口袋里的七元钱不知在什么地方丢了，低着头红着脸，回到家关上房门。

在队里什么农活都干过。夏季麦田丰收了，队里要把公粮送到粮站，麦子过磅检测后要把麦子送上麦垛上（口语叫麦摺子）。麦垛很高，要用三级四级乃至五级跳板搭好才能达到垛子的高度，光是看看这高高的麦垛腿就打软，更何况要踩着这四五级跳板把麦子送上去。我只好像其他劳力一样，装满麦子的笆斗扛到肩上，硬着头皮壮着胆，一步一步地向上挪，始终控制着自己那发抖的双腿。望脚下，地面在晃，抬头看，麦垛和蓝天白云相接。一次，队长还安排小网罩、小老四等我们几个小青年到杨家挑猪脚粪，并明确每人把两千斤猪脚挑到一里开外的秧田就休息。有了刺激，我们来了劲，挖猪脚子把担子堆了又堆，装得满满的。我一担挑起了二百五十斤，硬是用双脚十个脚趾抠住那窄窄的泥泞的田埂，右脚向前动一步，左脚再向前移一步，肩上的扁担压弯了，我挑得歪歪的。一天的活，上午就完成了，我们虽累但高兴极了。把担子一撂，把草帽抛向天空，“我们下午休息啦！”

刚到农村时，见到队里有人喜欢在干活时睡觉，倒到哪里就在哪里睡着了，队友间还经常闹出藏衣服画胡子的恶作剧，我总是看不惯。一年下来，天天做农活确实很累，我也就倒在哪里就在哪里睡着了。男劳力干活总是轮流转。夏初，队里安排罱泥做草粪塘，罱泥是个技术活。两种方法：一是在两根长长的竹竿顶部安装三角形的网架，丢在河床里，用双手拨动竹竿罱泥；二是在一根长长的竹竿顶部安装簸箕形的网架，放入河底，在河床拖泥。罱子罱泥技术强些，巴勾罱泥简单一些，我只会用第二种方法。

清晨，我穿着妈妈专门用帐纱为我做的短袖，把妈妈为我装满饭的饭盒放在船头，迎着朝霞乘着凉风撑着泥船，穿行在河面上蒸蒸升腾的雾气中，来到生产队北头的一条河上。我把巴勾抛向河底，弯着腰，用双脚稳住船，两手不停地在竹竿上向前移，慢慢地在河床上拖泥。一罱子一罱子地向船舱倒河泥，一船河泥装满了，还得一下子一下子把船中的河泥向高过头顶的岸上的草粪塘戽去。一船，两船，三船，直至罱了七船泥，我累极了，好像身上的骨架都要散了，跳上岸扣好船，什么也不顾了，倒在河堤上睡着了。不知过了多久，我一下子被什么东西咬了一下，猛然醒了，我睁开双眼，夏日中午的太阳十分“毒”，身上满是泥点泥块，连头发里都是河泥。再看看自己竟睡在长满巴根草的河堤上，一群群乌黑而又强壮的黑蚂蚁在我的身旁忙碌着，一队抬着“战利品”运送着一只只毛虫，一队像侦察兵似地到处张望觅食，好几只还爬到我的身上。肚子叽里咕噜地叫，我真的很饿了，打开饭盒三口两口地吃掉了妈妈为我准备的荤油拌菜饭，好香啊！我抬起头只见泥船静静地躺在水面上，河水清澈见底，河里一丛丛青青的水草在阳光照射下，镶上了道道金边，泛着金色的星光，银色的通体透明的黄瓜鱼自由自在地游在水草间，泛着银色的星光。远处一只翠绿的水鸟由远而近飞来，它踩着水面，留下一个个脚印，一串串水花，升高升高又飞向远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