草房子。番瓜的花趴在篱笆上。狗尾草成片地疯长。这就是我童年的家乡，童年的原风景。

不喜欢下雨的日子。一下雨，便无处可去，那坑坑洼洼的泥泞的乡间小路，阻断了我们与外界的联系。

没有零食。不知道饼干的味道。甚至没有听说过香蕉。偶尔得一两块糖果，会跟过节一样开心。

没有书可读，没有电视可看。现在我还常说--我们是营养不良的一代。打小，没有经典的书滋养心灵。邻居家有一台收音机，常常赖在她家听刘兰芳说书或者"小喇叭开始广播了"，母亲三番五次来叫吃饭，就是不肯回，觉得那收音机里的声音就是天籁。

乡下的夜静得出奇。一盏煤油灯。几声狗吠。于是，就日夜盼着有一场露天电影可看。终于来了，一年里，放映员就来那么一两次，所以，再远的路，我们都会盛装赶去，穿上走亲戚才舍得穿的新布鞋，往脸上抹一点百雀灵雪花膏。有时，看电影的人太多，我们在后面根本瞧不着，就站到银幕的背面，反着看，居然有滋有味。

1978年，我七岁，开始上小学一年级。背着妈妈缝的红布书包，自带一张板凳，到村部的小学校上学。学校的钟挂在那棵老槐树上，"铛铛--铛铛--铛铛"表示上课，"铛--铛--铛"表示下课，小学的生活就在那不疾不徐的钟声里度过。那时，小学是五年制。五年里，我最渴望拥有一支蓝钢笔和一条红丝巾。一个有月亮的晚上，我斗胆跟爸爸开口，是反反复复想了很多个晚上才鼓足勇气做出的决定。可爸爸说："钢笔到了初中再买。丝巾那玩意儿要它干什么？又不当饭吃。"丝巾，我的红丝巾，我朝思暮想的红丝巾，是一个女孩子小小的心里盛着的一个美丽的梦，就这样被爸爸否定了。可是，我不怪爸爸，知道家里的情况，姐妹三人都要上学，爸爸妈妈已经是竭尽了全力。从此，把这个梦深埋在心里。

1986年，我读初三。终于有了一支自己的钢笔。当我接过爸爸递给我的那支笔时，激动得像是握住了锦绣的前程，还偷偷流了泪。那一年，我们村实行了联产承包责任制，把田分到了各家各户，日子开始有了一些小小的变化。餐桌上除了青菜汤，有时也会出现韭菜炒百叶了。那一年，我考上了县城的一所师范学校，这在那个偏僻的村子里成了特大新闻。三五个人聚在一起，便议论开来："邵凤林家的二丫头考上了，以后要吃皇粮了。""都说女娃子上什么学，可人家这丫头还真出息了。"

1988年，我们家承包了村里的梨园。从栽种施肥到整形修剪再到果实管理，爸爸妈妈吃了很多苦。当我们用卖梨的钱买回来一台黑白电视机时，全村的人都跑来看新鲜。记得那时正播放电视剧《霍元甲》，每天晚饭花开放时，便有人坐在我家门前守候电视剧的开播。你见过大半个村子里的人聚集在一起盯着那个16英寸的黑白电视屏幕的情景吗？男男女女、老老少少，跟着剧情一起乐，一起急……看着这样的一群人，我仿佛置身于芳香醉人的梨园，我看见那一朵朵的梨花在村人的心里一瓣一瓣地绽放。一阵风吹过，大朵大朵的梨花似乎展翅欲飞，那是心灵的翅膀么？

果然，如我所愿，村里的人承包果园的越来越多。短短的几年时间，咱们村就多了十多台电视。1998年，我们家又承包了梨园边的鱼塘。那一年，我们家买回来一台彩色电视机。生活的色彩也变得丰富起来。村里的人有的跑起了运输，有的办起了工厂，还有的组建了建筑工程队去参与大城市的建设了。

不再害怕下雨。水泥路四通八达，你想去哪里，就去哪里。

不再为一场电影赶十几里路，有了手提电脑，想看什么，就能搜索到什么。

小别墅。手里握着鼠标。千树万树梨花开。这就是我现在的家乡，是我长大的家乡的风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