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张纯玉散文

记得年轻时，我读赵树理的《小二黑结婚》、《三里湾》等，很为作品中特有的“土味”所吸引，那极浓郁而又独特的地方色彩，极自然而又流畅的叙述文本，极具个性而又真实可信的人物形象，极诙谐而又朴实的农民语言等等，无不让我爱不释手、回味再三。与赵树理作品差不多同类型的还有马烽的《吕梁英雄传》、《三年早知道》，西戎的《宋老大进城》等。后来读多了才慢慢知道，这几个作家都属于“山药蛋派”。  这虽是个土得掉渣的名字，却既通俗形象又鲜明准确。因为这一文学流派的作品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都是写农村的题材，讲农村的事情，塑农民的形象，用农民的语言。当时有一个著名的同样是山西籍的评论家曾这样来评价“山药蛋派”的作品：“读他们的作品，就像久别归乡的游子吃到了家乡的饭菜，饭菜虽简单，但很可口，很解馋，放下碗筷后，余味还在口……”

我之所以写下上面一段文字，是因为最近集中而又认真地通读了张纯玉先生的六十多篇散文，感觉再次品尝了一次“土味”十足的大餐。我虽然不是农村人，但年轻时下放在农村“战天斗地”，在离张先生家乡不算太远的地方生活、工作过整整十年，对张先生文章中所写到的农村人和农村事，所运用的农民语言都十分熟悉、异常亲切，也有一种“放下碗筷后，余味还在口”的感觉。

人到老年后容易怀旧，而且越是久远的事情越记得清楚。张先生的文章绝大多数写的是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事情。那时候，农村是落后的、闭塞的。特别像张先生老家董潭那样的地方，远离集镇、远离交通线，跟外面的交往很少，就像张先生文章中多次描写的“整个村子被一条弯弯曲曲的大河所环绕，一望无际的芦苇荡将村子每个角落抱得严严实实”。如果把这样一个相对闭锁的小村落比成一个舞台，那么，这个舞台跟外面的世界一样，同样都有生旦净末丑，同样都在上演着各式各样或长或短或喜或悲的戏剧。他们中无论是辛勤操劳一生，在那缺吃少穿的年代像老鸡护小鸡一样尽己所能，让子女健康成长的父亲母亲，还是沉浸在跳白果的乐趣中天黑都忘记回家，为看一场露天电影，太阳未落山就扛着板凳椅子到打谷场上去占位子的儿时伙伴；也无论是因一字之差抄错标语或因被逼当过几天伪甲长就被造反派折磨得死去活来的王洪章与史万林，还是为了白拿一两快糕馒，天不亮就守候在人家门口，为了节省三分钱车费，徒步三十多里买回三把铁锹的光棍汉；更无论是只喝过几天墨水就到处爱摆架子，以至闹得家不和亲不理的李不清；还是仅为了混口饭吃就跟在干部屁股后面东跑西颠，对有钱人趋迎奉承的跟屁虫和势利鬼。他们都是里下河一带农村里随处都可以碰到的平凡人普通人，在他们身上深深地打着那个时代物质和精神双重匮乏的烙印。凡是在我们这一带农村、在那个时代生活过的人都会从中找到自己熟悉的人、熟悉的事。

在文学作品中，人物形象的塑造、事件情节的交待离不开语言。语言是文学的第一要素。张纯玉散文的语言是平实的，其中不少都是没有经过“雕饰”的原生态的口语。从文学的角度讲，无论是小说还是散文，作品语言大致可分为两类，一类是作者的叙述语言，也就是所谓的主观语言；一类是作品中的人物语言，也就是所谓的客观语言。张先生的叙述语言跟文章的题材是水乳交融的，有里下河农村特有的“土味”。比如“八月十五当天晚上，父母亲老早就高高兴兴的收工回来”（《半块月饼》）中，用“老早”而不用‘很早”；“那时乘车很不方便……滑掉下午一趟就得等到第二天”（《光荣花牵我一生缘》）中，用“滑掉”而不用“漏乘”；“穿得是掉经掉缕的”（《伙计爸爸犟头妈妈》）中，用“掉经掉缕”（缕即纬，与经相对，作者注）而不用“衣衫破烂”等。同样，张先生的人物语言也尽力口语化，尽力与人物的文化水平、人物的身份相吻合。比如《一双毛窝子过三冬》中，父亲说：“一双毛窝子从选料到编织成功不容易，要过十几道手皮子。”用“手皮子”而不用“工序”；《七里荡》中母亲夸“我”：“看来小二瘪子今天表现不丑。”用“表现不丑”，而不用“表现不错”或“表现很好”等。

看似平常最奇崛。用农村语言来写农村人和农村事，使整个叙述文本浑然天成，读起来很协调，很顺畅。除了看出作者已经注意到文学创作中语言的重要性而外，还可以看出作者是个生活中的有心人，因为没有平时对语言的刻意积累，写作时就不可能这样左右逢源，信手拈来。

当然，任何事情都是一分为二的，有令人击节赞赏的长处，很可能就会有让人遗憾扼腕的不足。作为一本散文集，《尘封的歌吟》也有明显的不足。一是题材范围过于狭窄。单篇地在报纸刊物上陆续发表可能看不出来，但集中到一起出成书就看出来了。洋洋洒洒六十多篇文章、近二十万字，除少数几篇外，绝大多数内容都是写的儿时，写的董潭。尽管从书名看，定位在回忆性三个字上，但张先生的人生经历应当算是很丰富的，值得“歌吟”的“尘封”往事很多，单单是十六年的西北军旅生涯就有取之不竭的创作源泉，作者完全可以也应当把题材拓得更宽一些。二是语言的进一步锤炼。本色语言不代表原封不动的照抄照搬，它也有个提炼加工的过程。就是前面提到的赵树理的代表作《小二黑结婚》中的许多语言，比如二诸葛的“不宜栽种”、“恩典恩典”和三仙姑的“米烂了”也是经过作者提炼加工过的。尽管这样，但我觉得这本书还是值得一看的。就像走惯大都市宽阔马路的人如果逛一逛马棚东湖度假村的木板栈道，吃了过多的鱼翅海参以后如果喝一碗菠菜豆腐汤，听过不少大型交响音乐会的人如果有机会听一两曲原生态的民歌一样，看过这个家那个家写的大部头著作以后，如果读到张先生的这些没有任何功利目的，只为了快乐的快餐式短文，定会有一种新鲜感。因而从这个层面上说，土味也芬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