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座有2000多年历史的文化古城，一个有83万多人口的县级市，现当代著名作家汪曾祺的故乡高邮市。这个小城与首都一家名刊《北京文学》有着一种特别的情缘。

1980年10月，创刊三十年的《北京文艺》审时度势，改名为《北京文学》。为使改刊后的《北京文学》一炮打响，编辑部的同志们上下一心，花了好几个月的时间，认真筹备“小说专号”。待一切就绪之后，就在全部稿件将要下厂付排的前夕，《北京文学》负责人李清泉却作出了一个后来使全国文坛为之目眩、甚至也引起海外密切注视的举动，他果然决定，从已编好的“小说专号”中抽下一篇，改用他自己费尽气力、足足花了一个多月时间才挖掘得来，又苦苦思索几个夜晚才下决心采用的短篇小说，这就是汪曾祺的《受戒》。（摘自陆建华先生著《汪曾祺传》）

《受戒》在1980年10月号《北京文学》“小说专号”上一出现，使当时还处于中心位置的文坛为之惊喜，有种横空出世、石破天惊的震撼。正如汪曾祺研究会会长陆建华在一篇文章中写道：“《受戒》的问世，立即在文艺界，在读者中引起了强烈反响。一些中青年作家吃惊地发现原来小说可以这样写。更多读者则是被《受戒》独特的题材、诗意的描绘所吸引，明海和小英子身上所体现的善良的人性，美好的人性，不仅为人们所普遍认同，更得到他们由衷的赞赏和发自心底的喜爱。”

“古有秦少游，今有汪曾祺”是这座城市的文脉，苏东坡和秦少游等宋代四贤相聚的文游台，成了城市重要文化标识。建在文游台的汪曾祺文学馆内，显著位置陈列着一本汪曾祺代表作《受戒》的首发刊物《北京文学》。无数文学名家与文学爱好者来到汪曾祺文学馆，都绕不开这个居中平放的长方体的玻璃陈列柜。也可以这么说，《北京文学》一直摆放在这个小城人文历史的中心，《北京文学》是小城人心目中的文学圣坛。

《受戒》发表后，汪曾祺盛名传回乡里，汪曾祺受邀重返他阔别42年的故乡时，小城里好多文学爱好者就捧着《北京文学》刊物，请汪曾祺签名。到了1986年秋，已驰名文坛的汪曾祺再次返乡，还在小城的知名作家吴毓生先生收藏的发表《受戒》的那期《北京文学》题图旁，写下了一句“明海不是我！”后爽朗大笑，签过名，向围观的崇拜他的读者们解释说：“因这篇小说文末小注了——写43年前的一个梦，便有人猜测作者写的是他自己。”

汪曾祺逝世后，高邮这座小城和《北京文学》这份名刊，几次都是同时举办隆重纪念活动，寄托着同一个时期的同一个怀念。

汪曾祺在文章中写道：“家乡高邮是个水乡，文风很盛。”从这个小城走出去的鲁迅文学奖获得者王干，著名文学评论家陆建华，以及生活在小城的一些知名作家陈其昌等，都曾在《北京文学》发表过他们的重要作品，小城的文学人在心中把在《北京文学》发表作品当作文学的最高荣耀，而《北京文学》对这个小城的作者们又给予特别的青睐和善待。在小城有关文学的聚会上，总是要有人提起，最近谁给《北京文学》投了稿，谁得到了《北京文学》哪个编辑的回音，《北京文学》又发表了高邮某作者的作品，小城的文学人喜把《北京文学》编辑的名字挂在嘴边，就像说起身边同事一样亲切。

这几年高邮青年诗人王玉清在《北京文学》上数次发表诗作，其妻王梅香继小说处女作《小村荤后素》在2007年第11期《北京文学》发表后，又在今年的四月号发表了小说《脏水》，引人注目。当地新闻媒体大力推介，扬州电视台还录播《天山情歌》专题节目，使《北京文学》在这座小城“洛阳纸贵”，互相传阅，成为当下的文学景况。

小城的书摊书店纯文学报刊很少，可偏偏大大小小的书摊上，《北京文学》却有售，这可说是一座小城与《北京文学》依依相恋的情结。

小城专事文学评论的作家戎平，最近为我推荐了一篇小说给《北京文学》，很快接到了编辑部电话，一个女性亲切、温婉、磁性的声音告诉我说，当今中国小说不缺故事，缺少的是小说语言，希望在小说写作时注意语言的打磨，能用三个字表达清楚的绝不用四个字。关照我把小说的语言再梳理一下，寄回给她。中肯的提示，使我想起汪曾祺曾经说过的“写小说就是写语言”这句话。这座小城走出的已故著名作家和《北京文学》这份名刊工作的年轻知名编辑，竟一脉相承着同样的文学理念和小说追求，我为之感奋和欣喜。

《北京文学》编辑们对小城作者们的热诚和认真，小城文化人对《北京文学》不改的热爱和真情，及对同一个著名作家汪曾祺的追忆和怀念，是这座小城与这份名刊永远扯不断的纽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