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上的老人都惊羡我父亲的好身板，八十六岁了，能走能跑，能种能挑，能说能笑，打麻将还是个老精。

据老人们回忆，父亲小时候生得单薄，属于那种手不能提肩不能扛的小少爷。也难怪，祖父弟兄三人，只父亲一个男嗣，不仅我的祖上家庭殷实，而且父亲的外婆家也是兴化的大户人家，在兴化城里就有不小的产业。父亲经常跟着他的奶奶、妈妈（我的奶奶是我太太的亲侄女）到娘家去，那些伙计们看我父亲去了，都围着父亲转，宠着父亲吃好的玩好的。父亲的少年生活还是很滋润的。

父亲十八岁结婚。结婚是人的一生中重要的节点，也是人的一次内在提升，但父亲好像还不太懂得，整天还是无忧无虑地，家务有奶奶管着，农活有母亲担着，乐得父亲悠哉游哉。十八岁的父亲在母亲罱泥、倒泥的时候，只会坐在船上或田埂上陪着母亲。母亲的娘家也是小康之家，偏外公乐意于钱换田的游戏，既不肯在子女的学业上投资，也不愿请长工，于是，作为老大的母亲早早地干起了各种农活，练就了一手好活计，真是一块馒头搭块糕。

生活就按照这样的轨迹运行下去，也还是不错的，至少衣食无忧。但生活从来不以人的意志转移，父亲结婚的第二年，大姐来报到了，二姐三姐陆续来到人世，家庭的负担日益沉重起来，几亩薄田入不敷出，常听妈说，家里一到春天就断粮，妈只得到娘家告急，靠妈妈的娘家接济而度日。直到“三年自然灾害”，几乎是活不下去了。妈妈只得撇下三个姐姐，带着我到上海，靠摸螺丝维持我的生活，使我免遭饥饿甚至死亡的威胁。

常言有理，“屋漏偏遇连天雨”。“三年自然灾害”后不久，父亲又得了一种怪病，怎么治也治不好，整天躺在床上，一躺就是年余，叔祖父已经让妈为父亲准备后事。但妈不放弃不抛弃，用妈的话说，“只要还有一口气，我都要为他看。”医生确实无能为力了，几乎所有的药也都用上了。妈什么也不说，变卖了所有值钱的东西，不是买药，而是每天大早找渔船买鱼煎汤给父亲喝。不知道是妈的善心感动了上苍，还是父亲得的根本就不是什么大病，只是限于当时的医疗条件，没有找到症结而已。天长日久，奇迹居然发生了，父亲的身体一天天好起来，后来竟然痊愈了，能干活了，能与大劳力一样干重农活了。

父亲不善言辞，从来没听父亲对母亲讲过一句感谢的话，但我知道父亲一直是心存感激的，每次妈外出，父亲都扳着指头，计算着妈回家的日子。

尽管如此，家庭的经济状况并没有得到根本好转，三位姐姐都先后出嫁了，我和弟弟都在上学，家里就是爸妈两个劳力，而且妈在一次去大丰舅舅家的途中，摔成骨折，一躺又是年余，那时候的医疗水平真是太低了，妈的腿骨没有接好，痊愈后，小腿是弯的。为了生计，妈能下地走路后，就凭借着上海姨娘的关系，行走于苏北与上海之间，来回带点东西，挣些零用钱。

也许是操劳过度，骨折后的母亲，身体一直不是很好，经常不是这儿痛就是那儿疼，一旦母亲身体不适，父亲总是悉心照料，夜里端茶倒水是常有的事，从没听父亲一句怨言。

特别是近些年来，妈妈随着年岁增长，身体越来越弱，多种老龄疾病一起爆发，虽然生活还能自理，但家务活基本不能做了。

上帝真是有情有义，父亲只比母亲小两岁，但身体好得很，不仅包揽了家务，还种两三分地的蔬菜，施肥、除草、浇水，都是父亲一个人干。

我和弟弟都在外地工作，父母还生活在老家，我的心里总是放心不下，也总有负疚感，曾几次准备为父母在村里找一个类似于钟点工的保姆，都被父亲谢绝了。父亲说，我这是给你妈还债，再说我身体好哩，烧饭、洗衣也不是什么难事，要别人来做，要花钱，也不方便。

照我说，爸已经做得够好了，但妈还常埋怨父亲，说父亲不拿劳保，还打麻将，打麻将哪有不输啊。父亲依着耳背，一声不吭。我是听听而已，一笑了之。其实，我是鼓励父亲打麻将的，我以为，只要时间不是很长，打打麻将，动动脑子，对老年人不是一件坏事。为此，回家时，我还背着母亲，给父亲一点专项经费。

我每次回家，只要爸妈知道，都会到村后的路上等我，我走的时候，还一定送我到车上。

每每看到，父亲搀着腿脚不便的母亲走在我身边，我的内心都异常感动，我都会不由自主地想起不知哪位诗人曾经写过的一首《拐杖》的诗。我的父母正是互为拐杖，从青年走进中年，从中年走进老年，从老年走进黄昏。

我也因此常常叩问，人与人之间靠什么相处，夫妻之间靠什么维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