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些年读了不少评论中外名人的著述，其中还有不同作者对同一位名人的评价。因为是名人，所以不缺少林林总总的参考资料。比照来看，有的公允，有的偏颇，有的甚至到了“爱之欲其生，恶之欲其死”(孔子语，意为喜欢他时希望他活下去，厌恶他时又希望他死去)的地步。对于同一个人，既希望生，又希望死，不仅是作者的疑惑，也使读者疑惑。至于无限放大其长处亮点，缩小以至隐去弱点、不足，在古今中外的评论界已经不足为奇。

两千多年前，孔子的学生子贡就曾对商纣王其人作出评价。《论语·子张》记载：“子贡曰：‘纣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是以君子恶居下流，天下之恶皆归焉。’”子贡说：“商纣王的不善，没有传说的那样严重。所以，君子厌恶身居低下的处境，因为一旦这样，别人就会把天下一切坏名声都归结到他的身上。”子贡或许是史上第一个为纣王翻案的。商纣王到底是怎样一个人，其功过是非，历史是有定评的。子贡所说，反映了评论界存在的“墙倒众人推”的现象。

如何评价人、评价一位名人，孔子在二千年前就给我们做出了示范。

孔子曾说：“吾之于人也，谁毁谁誉?如有所誉者，其有所试矣。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论语·卫灵公》)

某一天，学生们与孔子谈起对某些历史人物的评价问题。孔子说：“我对于别人，毁谤过谁，又赞誉过谁呢?如果有赞誉之人的话，那这个人一定是我经过实践检验了的。比如我赞誉的三代(夏、商、周)之民，他们是三代正道直行的真正原因，我所以要赞誉他们。”

这段话表明了孔子的论人之道，亦即对于别人的评价，既不无视真实而毁谤，也不违背事实而过誉。若是称赞某人一定是经过检验的。要言之，对别人否定或者肯定，都必须以事实为依据，客观公正，不带个人好恶。

阅读《论语》，孔子不缺少对历史人物和当时名人的评价。可以说，孔子是历史上最早开展人物评论活动的学者。他的评价对后来者认识了解历史人物提供了帮助，对后世开展人物评价活动，起到了示范作用。

看看孔子是如何评价管仲的。

管仲是春秋时期重要的政治家、改革家，对于他的评价也是众说纷纭。孔子的两个学生子路、子贡对管仲的品德就曾抱怀疑态度。

子路曰：“桓公杀公子纠，召忽死之，管仲不死。”曰：“未仁乎?”子曰：“桓公九合诸侯，不以兵车，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论语·宪问》)

子路所说的这个历史事件发生在公元前685年，已经距孔子时代一百多年。当时，齐襄公去世，他的两个弟弟公子纠和公子小白争夺王位。召忽和管仲是公子纠的家臣。王位争夺战以公子小白胜利而告终。公子小白，亦即后来的齐桓公。公子纠被杀，召忽殉节而自杀，而管仲却成了公子小白的俘虏，最后又成为齐国的宰相。

子路以勇力著称，富有侠气，许是从“士为知己者死”的角度，认为管仲“未仁乎”，也就是说管仲这样做是没有仁德吧。

对于子路的疑问，孔子直接说：“齐桓公多次召集各路诸侯会盟，不动用武力却称了霸，这都是管仲的功劳啊!这就是他的仁德!这就是他的仁德!”

孔子从管仲辅佐齐桓公实现“尊王攘夷”、拥护周王朝，称霸不伤害民众，维护诸侯间和谐稳定的角度，对管仲给予赞扬，也以此区别召忽之死与管仲相齐的根本区别与历史作用。孔子用反复手法——如其仁，如其仁——赞扬一个人的仁德，在《论语》中是绝无仅有的。

说不清是什么时候，子贡又就同一问题，请教于老师。

子贡曰：“管仲非仁者与(欤)?桓公杀公子纠，不能死，又相之。”子曰：“管仲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赐。微管仲，吾其被(披)发左衽矣。岂若匹夫匹妇之为谅也，自经于沟渎而莫之知也。”(《论语·卫灵公》)

子贡一开口就对管仲的品德作出了自己的判断，说：“管仲不能算作仁人吧?桓公杀了公子纠，管仲没有为主殉节而死，反而当了桓公的宰相。”子贡说管仲不仁的理由，依然是主死而仆荣。

孔子换了一个角度，即从民众获得的利益来回答子贡。孔子说：“管仲辅佐齐桓公，使齐国称霸诸侯，匡正天下，民众到如今都享受着他的好处。如果没有管仲，恐怕我们也会像夷狄人一样披头散发、衣襟朝左开着呢(意思是不开化)。难道让管仲像一般男女一样，为了小信小义，用绳索自灭在沟渠边而没人知道吗?”

孔子用对比手法肯定了管仲的大仁大义，高度评价了管仲所为的历史作用。至此，一位仁义的管仲矗立在读者面前。子路、子贡一定是懂了，因为他们再也没有针对管仲的品德问题提出过疑问。

但是，对于管仲，孔子也不是全盘肯定，他对管仲也有过否定的评价。

子曰：“管仲之器小哉!”或曰：“管仲俭乎?”曰：“管氏有三归，官事不摄，焉得俭?”“然则管仲知礼乎?”曰：“邦君树塞门(塞门：影壁墙。周礼规定，天子与诸侯国君方可设置)，管氏亦树塞门;邦君为两君之好，有反坫(坫：摆放酒杯等器皿的土台子)，管氏亦有反坫。管氏而知礼，孰不知礼?”(《论语·八佾》)

孔子说：“管仲这个人的器量真够小啊!”有人问：“管仲节俭吗?”孔子说：“管仲家有三处仓库，他家用的管事人员都是一人管一事，从不兼职，怎么能说他节俭呢?”又有人问：“那么你说管仲懂得礼节吗?”孔子说：“国君门口立照壁，管仲家门口也立照壁;国君有会见盟国国君时专设的反坫，管仲也设一个。管仲要懂礼，那谁不懂礼呢?”

孔子首先给管仲一个总的评价，说管仲器量太小。接着，用问答式指出了管仲存在的两大问题，一是不节俭，二是越礼。

孔子没有因为管仲是一代名臣而“一好百好”，而是尊重事实，有功说功，有过说过，使管仲成为一个真实立体的人。瑕不掩瑜，有谁因为管仲身上的不足而否认其伟大呢?

孔子对伟人的评价实事求是，对政敌的评价也能客观公正。

《史记》记载，公元前518年(鲁昭公二十五年)，三十五岁的孔子，因鲁国内乱而出走齐国。经过别人的引荐，得到齐景公的接见，并回答齐景公的问政，备受争议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就是孔子给齐景公开出的药方。齐景公非常满意，不仅准备重用孔子，而且欲以尼溪之地封给孔子。但是，齐景公的想法却遭到了齐相晏婴的反对，晏婴列举了儒者的种种弊病，致齐景公疏远孔子，直至以“吾老矣，弗能用也”为借口，驱逐孔子，孔子因此回到鲁国。

从常情来说，孔子不泼晏婴的脏水就很不错了。试想一下，如果不是晏婴的阻挠，孔子不至于直到五十一岁才走上政坛。然而孔子就是孔子。谈到晏婴，孔子说：“晏平仲善于与人交往，相处久了，人们就愈加敬重他。”(子曰：“晏平仲善与人交，久而敬之。”《论语·公冶长》)

孔子论人之公心由此可见。

孔子论人不认人，认的是事实，认的是宏大时代背景下被评人物的表现及其作用，所以，孔子对各类人物作出的评价，大都经得起时间的检验。拿孔子的论人原则衡量当下的论人活动，有很多值得反思和修正的方面。凭一己之爱恨，把人物捧上天或压到地，都是偏颇的，对被评人物是极不负责任的，对世道人心也毫无益处。这就告诉我们，持评不可不公，不可不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