烟波浩渺的高邮湖物产丰饶、景色秀美，是高邮人的骄傲。然而，这辽阔而又略显神秘的大湖从何而来、何时而来?

有这么一种说法：把河底称为河床，把湖底叫作湖盆。有一个硕大无比的高邮湖湖盆，满注盈盈湖水，就是高邮湖。而湖盆的形成及湖水的积聚过程，就是高邮湖的形成过程。

高邮湖湖盆并不完整。南、西、北三面有天然的盆沿，但东面却是敞口。在邗沟未开之前，现在的高邮湖区与运东的里下河平原陆地相平，河湖相通，是一个有着几十万亩农田的广袤农区。《旧唐书》云“唐宪宗元和年间(808—811)，李吉甫为淮南节度使，在高邮县筑堤为塘，灌田数千顷”，说的就是李吉甫在这片农区内的杰作。

从地势来看，高邮湖区低于毗邻的西边、南边及北边的低冈丘陵高地，而略高于东边的里下河平原，应当属于江淮丘陵向里下河平原过渡的平原地带。和其他地方一样，在这片平原中也有高墩和洼地。千百年来，西山丘陵冈地来水都循着石梁溪等自然形成的河道东流入海，既不通江，也不达淮，自成一个小水系。

公元前486年，吴王夫差为了北上争霸，开凿邗沟。邗沟开挖了一段段的河道，把江淮之间的一些湖泊串连起来，形成一条通达江淮的运道。如果把邗沟看作运河的初始，从此高邮便有了运东和运西之分。

开凿邗沟前，高邮湖区有文献记载的湖泊只有樊良湖和津湖。津湖就是后来的界首湖。关于樊良湖，在廖高明先生《高邮湖的形成和发展》中，有这样一段话：“石梁溪，今名白塔河，西北源自安徽滁州界山涧中，东流入樊良湖，复经射阳湖入海。”又有一段记述：“1971年，经江苏省水利厅勘测队勘探，发现在高邮湖内有一古河床，河宽4千米左右，一般淤深有十多米，最深处-25米左右，直至射阳湖。估计该河床即为古代的石梁溪。”

勘探发现的这个古河床是不是古石梁溪?樊良湖是一个河道型湖泊，石梁溪穿湖而过，河湖一体。河与湖的关系有点类似现在的淮河与高邮湖。高邮湖流淌的是淮河水，又是淮河入江水道的一段，但高邮湖就是高邮湖，不能称作淮河。樊良湖实际上就是石梁溪下游一段比石梁溪更为宽广的水域。4千米的河宽，远超今天的白塔河，也远超今天的大运河，无疑就是樊良湖。在高邮湖中，古河床是唯一的，樊良湖也是唯一的，而樊良湖又必须是古河床中的一段。所以说：古河床中最宽阔的这一段一定就是古樊良湖，而古河床则包含了石梁溪、樊良湖以及樊良湖下游直至射阳湖的河道。

樊良湖最深处达-25米，这样的深潭，应当是地质凹陷形成的。地质活动一般年代久远，或以万年计。古老的樊良湖完全有资格称作高邮湖的鼻祖。

邗沟穿樊良湖而过，樊良湖从此成为运河的一段。因为河湖一体，湖与河相生相伴，相互影响，相互成就。为保运道畅通，各朝代都致力于运河水源的补充。到明代以前，在高邮湖区内逐渐形成以珠湖、甓社湖、张良湖、新开湖、平阿湖五座大湖为代表的湖群，成为辽阔的高邮湖的前身。可以说，开凿邗沟是樊良湖向高邮湖嬗变的起点。大运河穿越樊良湖而诞生，高邮湖则在济运中悄然成长。

公元197年，广陵太守陈登开邗沟西道，拉直了淮扬水道。605年，隋炀帝杨广开凿隋唐大运河，也疏浚、修建了邗沟。隋唐大运河沟通了黄河、淮河、长江、钱塘江、海河五大水系。从此，邗沟不仅是江淮之间的水道，更是隋唐大运河至关重要的一段。

邗沟的水源主要来自武广湖(今邵伯湖)、陆阳湖和来自天长、六合、盱眙的西山之水。邗沟开凿后，水势南高北下，漕渠(邗沟又称漕渠)的水不断地流向北方地势低洼的射阳湖和淮河。水源不足一直是影响漕渠通畅的难题。唐代淮南节度使李吉甫也曾被“漕渠水位庳下”所困扰。为了维持漕渠水量，流入高邮湖区的西山来水作为漕渠水源的重要补充，不再直趋入海，多被截留于漕渠(湖)中。由此，高邮湖区内的小湖群进入发展阶段。历经数百年积聚，诸小湖水量不断增加，水位不断升高，水面不断扩大，到宋初就形成了新开湖等多个湖泊。诗人沈遘云“唐时江淮间船行漕渠，宋时已在湖上行舟，漕渠不知何往，今知漕渠已在湖中矣”，感慨漕渠演变成湖的巨大变化。

宋景德至天禧中(1004—1021)，为解决漕渠水源不足，在湖(漕渠)的东岸实行筑堤界水，进一步加强了对漕渠水源的管理。筑堤形成了高邮湖湖盆东沿的雏形。界水使高邮湖区水量增长加快。北宋蒋之奇诗云“三十六湖水所潴，其间尤大为五湖”，秦观诗云“高邮西北多巨湖，累累相连如贯珠”，筑堤界水加快了小湖群的成长。

如果我们把高邮湖湖盆看成一个巨大的模型，不停地向其中某个地方(比如石梁溪)注水，水在洼地汇而成湖，慢慢地满了、漫了，溢出的水沿着凹槽流向下一个洼地，如此往复，只要地形合适，就会形成一连串的湖泊。秦观诗句“高邮西北多巨湖，累累相连如贯珠”，其中的巨湖也许就是这样形成的。

随着时间的推移，黄河夺淮对高邮地区的影响逐渐加大。元代以后，高邮湖区水量增长加快，诸湖湖面扩大，上涨的湖水不断地淹没周边地势较低的陆地。樊良镇的消失或与此有关。《清代七百名人传·靳辅》中记述，辅疏言：“宋元以前，高邮、宝应诸湖，原皆田畴。臣前堵筑清水潭，深挑两堤，中间河底，有宋元旧钱及砖井石街，其为民居可证。”疏中发现宋元旧钱的地方，就在清水潭西边的河底。从位置来看，这里即便不是樊良镇的正街，至少也属樊良镇的东首。发现宋元旧钱，说明这些旧钱应当是在元代被主人遗弃的。元代不足百年，宋钱是祖上所攒，元钱则是正在流通的货币。从遗弃的钱财和现场的砖井石街来看，旧钱的主人也是樊良镇的殷实人家。究竟发生了什么事，能让他舍家弃业，遗弃钱财，仓惶而逃?极有可能就是大水来了。某个洪水年份，高邮湖区水位暴涨，樊良镇成为泽国，人民生命安全受到严重威胁。樊良镇的居民纵有万般不舍，也只能仓惶逃命。靳辅在河底发现的民居是不是樊良镇的遗迹?樊良镇是哪一年被湖水淹没的?这些疑问尚有待于专家的考证。

如果说明代以前是高邮湖的成长阶段，那么明代就是高邮湖的形成阶段。

毫无疑问，黄河夺淮给处于淮河下游的高邮带来了巨大而深刻的水环境变迁。在明中叶以前，高邮湖区虽然也有水位增高、水面扩大加快的趋势，但水势总体尚属平稳。到嘉靖二十五年(1546)，黄河干流开始固定地夺泗入淮后，每至汛期，黄河洪水往往倒灌入洪泽湖，决高家堰，涌入高邮诸湖及运河。由此，高邮诸湖及运河水位进入快速增长期，里下河地区也出现连年水患。对此，万历三年的高邮知州吴显说：“嘉靖三十年以来，有司狃于故常，当道惮于区画，遂使淮泗长奔，三堤残坏，民田庐舍长为鱼虾之穴，而高邮遂狼狈而不可收拾矣。”他把高邮连续二三十年的水灾，归咎于河道官员的未尽责。

汛期黄河水的最大特点就是泥沙多，有“一碗水，六成沙”之说。“淮泗长奔”涌入高邮的洪水虽然是黄淮二渎合流，但仍然给高邮湖、运河带来大量的泥沙，为高邮“悬河”“悬湖”的形成提供了一定的基础条件。

黄河的泥沙淤积给黄水泛滥地区带来频繁而惨烈的水患灾害，治河成为朝廷要务。明代治河专家潘季驯提出“蓄清刷黄，束水攻沙”的治河方略。为贯彻这一治河理论，他大筑高家堰，拦蓄淮河水，形成洪泽湖。洪泽湖也是一座悬湖，湖面极高。我国著名地理学家胡焕庸先生在《淮河水道志》序言中说：“洪泽湖湖面可高于淤黄零点18米，运河河身高于淤黄零点约10米。”高蓄的洪泽湖水不仅用来“刷黄”，也用于“济运”，到清代仍然是“七分敌黄，三分济运”，这是人为地将洪泽湖水引入运河。另一方面，由于黄河侵占并逐渐淤废了淮河入海通道，巨量的淮河洪水无可排泄，常常用决堤或人为引流的方式进入高邮湖。《清代七百名人传·靳辅》中记述，靳辅在疏中还说：“盖黄河在宋元时虽南侵而尚未全徙，至明代始绝北流，南夺淮河以入海，致淮水壅不得下，清河县之洪泽村漫淹而为洪泽湖，又从高家堰翟家坝旁流，东注为高邮、宝应诸湖。”高高的洪泽湖湖水，为高邮“悬河”“悬湖”的形成提供了高水位源源不断的水源。

高邮的小湖群之所以能联并一体而成为硕大的高邮湖，“悬湖”的形成非常关键。只有形成了高高的悬湖，水位才能升得更高，水面才能扩得更大，诸小湖才得以联并而成为一座大湖。

高邮湖要成为悬湖，有一个高而完整的东盆沿尤其重要。而里运河的开凿并渐成悬河恰恰满足了这个条件。

从弘治三年到万历年间，为避湖面行船的风涛之险，数任河臣前赴后继，分段开挖并连接而成南北贯通的里运河，实现了河湖分离。运河开通后，浅而狭窄的河道(30多米宽)内船来船往，昼夜不息。繁忙的运输活动以及日常的风浪冲刷，不停地扰动河底及两岸的土堤，河道很容易淤浅。

为了防止河道淤浅，维护河道通畅，官府在运道沿线设置了若干“浅铺”。浅铺是预防河道淤浅的基层组织，规模大约相当于现在的“小组”。一个浅铺管理几个浅夫，配有几艘浅船，负责清理某个河段河底淤浅的泥沙及杂物。由于官府不能及时足额地提供资金，浅夫干了活往往拿不到工钱，因此，浅铺几近瓦解，浅铺制度形同虚设，以至“邮之官河，凡三十年不知捞浚”。

运河淤浅，行船艰难，河道又不便于疏浚，幸好洪泽湖水位高，于是引淮济运。运河水位上涨，漕运通畅。但每到汛期，高涨的河水往往冲决河堤，形成水患。因此，河道官员又不断地加筑河堤，以保里下河地区安全。年复一年，淤浅、补水、筑堤，运河渐渐成为高高的悬河。汪曾祺先生在《我的家乡》中描述：“运河是一条悬河，河底比东堤下的地面高，据说河堤和墙垛子一般高，站在河堤上，可以俯瞰堤下街道房屋。”

成为悬河的里运河及其两岸的大堤，实质上形成了高邮湖东侧高高的严严实实的“盆沿”，彻底阻断了湖水东流。

河、湖、田的相互作用在“圈子田”受淹成湖复又部分涸而为田的演变过程中得到充分展现。

弘治三年(1490)，白昂在湖面向东约三里的农田中开凿康济河，形成了南北长近四十里、东西宽约三里的一大片农田。由于康济河南北两端拐向湖面与湖相接，所以这片农田四面临水，史称“圈子田”。圈子田面积约18000亩，是农民耕作多年的良田，每年官府可收赋税400余石。

康济河的开通，确实保障了航运安全。吴桂芳在上奏中称：“舳舻安流，军民称便。”但这项工程也存在一个致命的缺陷：没有考虑到湖水高于农田后田间排水的问题。白昂为什么会忽略如此重要的问题呢?这当然事出有因。在康济河施工之前，若干年来，农田一直高于湖水。给事中陈大科说：“白侍郎治湖于弘治初年，维时田高于水，挑浚可施，即田有积潦，辄开涵洞以注于湖。”农田比湖水高，田间有积水，可以随时向湖中排放。白昂及他周围的人都因此而疏忽了湖水高于农田后的排水问题。

可是，为什么湖水忽然间又高过了农田?永乐年间，陈瑄修筑湖堤的时候，在长堤上设置了若干减水闸。从这以后，湖水大了，就开闸泄水以保安全，水小了就关闸蓄水以保漕运。湖水虽有涨落，但总体上处于受控状态。所以明中叶以前湖水水势变化不大，湖东岸的农田一直高于湖水。但在康济河施工后，情况有了变化。湖水再大，也不能向圈子田、河工工地及之后的康济河排放。因此，“陈平江(陈瑄)置闸宣流，堙成死障。”排水用的减水闸被用土封死，湖水变成了受限状态，无路东流，只能在湖中积聚上涨，几年的时间就高过了农田。

开凿康济河(1490年)，是高邮湖形成过程中一个极为重要的转折点：湖水从受控转为受限;水势由平稳转为上涨;田高于水转变为水高于田;河湖一体转向河湖分离;平湖转向悬湖。

南开大学张叶博士在《从漕利到迂谋：明代高邮湖的“圈田”兴废与河工建设》中说：“在明中叶前，(高邮湖)水势整体变化不大。”仔细品味，这句话也寓含“明中叶前”这个时间点是高邮湖水势由变化不大向变化较大的一个转折点，而“明中叶前”这个时间点与弘治三年(1490)也相契合。

康济河开通后，圈子田为积水所困，无法耕种。为了农民生计，也为了税赋，河道官员不得不采取修建涵洞的补救措施。康济河于弘治三年开工，弘治七年完成。从弘治九年至弘治十六年间，又在圈子田与康济河东的沟渠之间陆续修建了三座涵洞。“湖东夹河之间民田千余顷，困于积水，乃于河底作涵洞三以泄之。”康济河两端与湖相通，引湖水通航，因此，康济河的水与湖水一样，也高于农田。涵洞只能从康济河底下穿河而过，将圈子田中的积水排入康济河东边的沟渠。圈子田又恢复了正常的农田状态。但时间久了，支撑涵洞的木板腐朽，涵洞于万历三年(1575)垮塌。湖水涌入田中，圈子田被淹为“田湖”，变成“圈田浩荡，茫如苍海”。永乐年间陈瑄所筑的湖堤也变得“老堤如线，浸万顷中”。至此，圈子田中的水已与堤外大湖联成一片，圈子田沦为湖陂。然而，到万历五年，吴桂芳将康济河西徙，傍湖开凿康济新河后，新河河堤以东的大部分原圈子田恢复了与东边沟渠的连通，经排水复垦，很快又变回了良田。

河、湖、田之间的关系在圈子田的变化中得到验证：运河成为湖盆的盆沿，阻断了湖水东流;湖水只能在湖盆中积聚，水涨湖阔;湖进田退，运西大片大片的农田受淹成湖。

大水年份，洪泽湖的洪水经常决堤溃坝，汹涌下注高邮湖。激流挟带的泥沙在高邮湖沉积，高邮湖逐渐成为悬湖。

万历二十四年(1596)，为保明祖陵，总河杨一魁在高家堰建武家墩、高良涧、周家桥三座泄水闸，引淮河洪水进入高邮湖，试图打通淮河入江通道。但这条入江水道太过狭小，之后每遇大洪水，不及宣泄，停滞在高邮湖中，从而引起湖水不断上涨，湖面扩展，诸小湖最终联并而成一大湖。

如果把诸小湖联并而成一大湖作为高邮湖形成的标志，对于高邮湖形成的时间，廖高明先生查阅了很多资料，判断为1600年前后。这一判断较为可信。但大湖的形成有可能是某一年大洪水的结果，更有可能是多年洪水迭加的结果，如果这样，则大湖的形成有一个较为长期的渐进的过程。因此，如果把大湖形成时间定位于明代末期，似乎也合适。

岁月悠悠。古老的樊良湖，春秋之邗沟，唐时筑堤为塘，宋、元间三十六湖，明代的波澜壮阔，高邮湖一路走来，饱经沧桑，终成大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