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当我途经邵伯古镇时，心中不免一阵惆怅，脑海中立刻浮现起伯父在战场英勇牺牲的壮烈场面。

我的伯父陈法青，原名陈绍靖，临泽洋汊村人。“法青”是参加革命后，组织给他取的名字，寓意革命事业如水乡的芦苇在开春后蓬勃发青。伯父1923年生，小时读私塾，师从胡先生。胡先生是共产党人，受他熏染，伯父自小就接受了先进思想的教育。1941年，在苏南进步学生吴大珍的宣传和介绍下，伯父毅然加入中国共产党。那时他骑着高头大马，戴着大红花，在乡村游行，积极发动有志青年参加共产党领导的新四军，抗击日寇，保家卫国。

由于伯父作战勇敢，文化水平又高，上级和组织对他非常器重，派他去新四军军部学习。学习归来后，伯父一直坚持在敌后的芦苇荡中与敌人周旋斗争。

1945年，国民党反动派勾结日寇对新四军的敌后根据地发动大扫荡。丧心病狂的敌人在临泽一带烧杀抢掠，无恶不作，村民们只得乘船逃到芦苇荡中避难。一些乡绅为了保住身家性命和财产，提出给敌人缴纳“伪费”(保护费)以求手下留情。村民很淳朴，也都纷纷同意。好不容易筹了钱，由谁送给敌人呢?一提到跟凶残的敌人打交道，乡绅们都退缩了，提出由伯父的父亲陈元久(也就是我的爷爷)来送钱最合适，原因是陈法青是新四军的人，他的父亲缴纳“伪费”，也就间接代表新四军向敌人示弱了，敌人一定会欣然接受的。我爷爷素来是个热心人，自认为这是保护大家的好事，就没多想应承了下来。

伯父得知此事后，急得连夜回村找到爷爷，苦口婆心地劝说，讲明此事的危害性和负面影响。爷爷听后恍然大悟，深为后悔。为了消除已产生的负面影响，表明誓死抗日的态度，第二天由伯父和党组织同志将爷爷绑到村里祠堂的柱子上，指责他对敌妥协，并当众宣布罚他出四条枪给新四军。事后，爷爷忍痛卖了祖上的三块约二十亩的大田，拿钱买枪，亲自给新四军送去。最后，缴纳“伪费”的事不了了之，敌人也很快被新四军打退了。

虽然大义灭亲，亲自“惩罚”了父亲，但伯父还是觉得羞愧，于是恳请组织把他调离本地工作，参加了粟裕将军领导的新四军主力。

1946年，邵伯战役打响，新四军为巩固苏中根据地，与国民党军展开了激烈的战斗。战斗中新四军的伤亡很大，战士们的遗体要用芦苇席裹住掩埋。由于物资不足，上级指派熟悉地形的伯父到东面水网发达的沙沟古镇快速运回一批芦苇席。就在伯父忙着指挥装运芦苇席的时候，偶遇本村的陈月庆。陈月庆告诉伯父，他的母亲去世了!起初伯父还有些不信，因为当初他到新四军军部学习时，因为思念儿子，我爷爷就请人捎话，谎称我奶奶去世了。伯父急急忙忙赶到家，才发现母亲好好的。陈月庆见伯父不信，解释说我奶奶得的是霍乱，早上拉肚子，第二天人就走了。这时伯父才深信不疑，心中痛苦万分。沙沟距离洋汊水路十八里，回去祭奠亡母也在情理之中。可前方战事吃紧，重任在身，一刻也不能耽误。伯父只有把眼泪吞到肚里，恳请陈月庆带话回去，等打完仗再回去祭奠母亲。当夜，伯父用船将采购的芦苇席运到了邵伯前线。

前线的战斗依然激烈，战士们牺牲太大，形势非常危急。眼看阵地就要失守，刚回到邵伯还没来得及休息的伯父立刻请求上战场。他刚刚投入战斗，却不幸被敌人的大炮击中，粉身碎骨，享年23岁。

当我们全家听到噩耗时，悲痛万分，哭声不绝。伯父是家中长子，爷爷早给他定下了一门亲事，希望他传宗接代，光宗耀祖。伯父总是以打完仗再结婚推托，如今却永远离开了我们。当爷爷强忍着悲痛赶到邵伯新四军指挥部时，团长悲伤地握住爷爷的手说：“你失去了一位优秀的儿子，我们失去了一位杰出的干部，我们都一样的痛心!”爷爷没能带回伯父的遗体，只带回一捧邵伯的黄土。

1946年底，为纪念陈法青烈士，经高邮县委批准，将高邮七区洋汉一带命名为“法青乡”。新中国成立后，先后为乡、片。2000年5月临泽镇将沈堡村、丁旺庄村、小李村三村合并建立法青村。现代人或许不知道伯父的事迹，但他们如今过上的幸福生活，却浸透了“伯父们”的鲜血。我相信，若伯父泉下有知，他一定是无悔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