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子里有两座庙，一座大庙，在东团营四队，一座小庙，在沈家厦。我离开东团营时，大庙的旧址上已是一座新建筑——大会堂兼大队部。

东团营原先的寺庙很大，砖墙瓦屋面木结构，高大庄严，这在全是土坯墙茅屋顶的乡间，很是显眼突兀。据村里老人说，这庙是民国六年建，叫“惜字社”，民国十二年扩建，改叫“三圣庵”(寺庙之多，重名亦多)。

我们插队到这里时，里面的佛陀菩萨像已无踪影，庙成了公物，被分隔成多个空间，发挥着不同的功能。大队部，豆腐作坊，学校，还兼储存属于大队的公物。

大队部是两个隔间，一个是支部书记办公室，桌上放着一叠报纸和上级文件，一个是大队会计办公室，墙上挂着算盘，桌上一叠十行纸，公章锁在办公桌抽屉里。大队会计业务多，用公章多，由他保管，方便。

庙子分隔的一个大间是四队的豆腐作坊。我们下来没几天，农民兄弟领我们去玩，见识了豆腐作坊原始的劳作。农村的冬夜，室外黑灯瞎火，进得豆腐坊，里面雾气缭绕，定一下神，透过腾腾热气，才看清马灯下几位师傅在忙碌。大铁锅里烧开了的豆浆升腾着白气，两个师傅对面坐，两双手操着一个缀着大布兜的十字方框，方框用绳索吊着，悬挂在几根木头支成的木架下，布兜里盛着从锅里舀出的带渣的豆浆，两双手反复崴动着木架，布兜滤出的热腾腾的豆浆漏在下面的大缸里。慢慢地布兜里豆浆渣越聚越多，两人抓着木把，很默契地把布兜口往旁一甩，豆浆渣便倒在了一旁。滤出来的豆浆渣是热的，加点盐就能做搭粥的小菜，如配一把麻咸菜，倒点菜籽油炒炒，可香了。豆浆渣当然更是猪的好饲料。滤渣后的豆浆慢慢冷下来，表面结着一层白色的皮，用细棍挑出挂在一边，就是豆腐皮。挑过豆腐皮的豆浆可加工成豆腐、豆腐干和百页。

学校只是个一二年级复式教学班，有二三十个孩子，放在了庙子的大门口，光线好，由一位姓周的快要退休的老师教着。老师是外乡人，住在学校，每日三餐去他的学生家轮流吃。这位老师每天用一个手帕包一些米，丢给轮伙的学生家，伙食费就不算了。农民对教书先生是尊重的，中饭总得有一些荤腥才说得过去。周先生总是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四个口袋的灰中山装，嘴巴一周的浓须使先生更像先生，农民们背后都称他为“哈先生”。周老师退休后，我们三队的杏芝因识字，由大队协调，做了民办代课老师，月薪5块钱，大队再记点工分。我常路过这个教学点，远远听得王老师用教鞭敲课桌和他直着嗓子对学生喊叫的声音。

那时，村村设完小(小学六年制改五年)，东团营也要新建学校，还要建一座大会堂。两件事，让领导们的眼光盯上了这座多功能的寺庙。于是很合理地拆除了庙子，拆下的部分材料，在绕村的小河旁建了三间教室和一间办公室兼宿舍。来了一位公办老师兼校长，一位知青任民办老师，杏芝老师就调到了沈家厦教学点，继续教他的一二年级复式班。

庙宇原址要建大会堂。动工时，各队派工，我是小工之一。设计与施工，都是大队里的能人巧匠为之。会堂采用大跨度的钢筋横梁，几架钢梁横跨东西两边墙头，中间没有立柱。工地上很是热闹，师傅们比进度、赛本事。为了求快，有些砌墙师傅都顾不上用石灰和黄泥搅拌，只用普通黑土搅拌成稀烂泥。

大会堂建成了，里面空旷宽敞，颇有气派，主席台一米高，两厢是支部书记和大队会计办公室。主席台旁一间小门通往外面的一间平房，演出文娱，可在平房里化妆，由小门上台，很方便;农村大队，少见。空旷的会堂里没有条凳，开大队全体社员大会，晚上放电影，大家自带板凳，高矮不讲究，坐下就行。后来，我考上师范离开了大队。不久，听说在一个夜晚，轰然一声巨响，大会堂的屋顶一下子全部坍塌了。人们起身到跟前一看，大会堂只留下高高的四壁，屋顶全部趴在地面，一地粉碎的大瓦，七零八落的钢梁瘫在地上，墙壁上的窗户成了几个大黑洞，瞪着四周的社员。人们的舌头伸得老长：亏是夜里，不然的话……从建到塌，不到十年。

后来，杏芝老师调回东团营，我去顶替，开始了我的教师生涯。学校是村里的顶级建筑——又一座小庙，却也青墙黛瓦，很是抢眼。成为公产后，理所当然成了村里的仓库和学校。仓库和学校中间没有隔墙，仓库里放着村里的大型木质农具，学校里几排木板钉成的学桌，孩子自带板凳。我的复式班有三个年级——幼儿园、一年级、二年级，各有十来个孩子。

我在沈家厦教了一学期复式班，调到一个更大的学校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