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光绪《再续高邮州志》：道光二十二年(1842)，左辉春权高邮州牧。

左辉春(1802—1860)，字青峙，后改名为左仁，道光戊子科(1828)举人。左辉春与曾国藩是老乡，都是湖南湘乡县(今湘潭市湘乡市)人，他比曾国藩(1811—1872)大9岁。

1842年2月，左辉春到任高邮，巡查城池，发现城墙四周损坏较多，有的城垣已坍塌一半，有的缺口达到数丈，有的缺口已经与根基持平。当时正值鸦片战争，“东夷英吉利数犯海疆，侵扰浙闽，东南告警”，到了四月份，“宝山、上海相继失守”，已经危及江南，并且江湖盗匪乘机为害乡邻，《高邮州志》：“时海氛不靖，江湖盗贼乘机伏莽为害”，《湘乡县志》：“时逆夷犯海疆，淮海盗起”。左辉春遂召集邑人商议，决定修复城墙，并操练兵勇。“修城浚隍，实心团练，书夜策马，带勇巡缉”，“练民为兵捕治之”，不久，高邮境内盗匪全部肃清，“百姓恃以无恐，邑人畏威，怀德下车”。在他的悉心治理下，高邮“讼庭不扰，闾阎外户不闭”。

修城墙时，左辉春带头捐出“廉银”(清朝发给官员的工资，用于以薪养廉)，并发动富绅捐款，平民出工。将破损的城墙修复，城门一律换上新的铁门，重修了城楼。城门名称仍沿用宋朝郡守范嗣蠡所命名，东曰武宁门，西曰建义门，南曰望云门，北曰制胜门。城楼重新命名，东曰观稼楼，西曰小黄楼，南曰歌薰楼，北曰拱辰楼。还在东、北门内各建一亭，北曰“珠光”，预示着科考功名;东曰“霖汝”，寓意本县百姓希望天降甘霖，灌溉农桑。

城墙于当年七月到九月完工，“又一月而城中市河、濯衣河浚毕。又三月而南北水关、涵洞次第告成”。左辉春作《高邮州修城记》记之，感慨道：“过此以往，高垣曲涘固如金汤，飞阁丽谯上凌霄汉，不特非余昔日舟中所见之邮城，而大工大役可百世不兴矣!是在守土者之先为董率，司事者之善为奉行，亦余今日区区之心所厚望也夫!”

左辉春重视科考，在书院的正常课程以外，还“遴选文艺最优者，增甘雨亭文课”，并严格考核士子的学业。1843年，道光癸卯科乡试开考，左辉春尊赴考学子为上宾，亲自为他们集中饯行，加油鼔励，“举宾饯礼，集诸生置酒演剧”。

当年中举四人，分别是陈时升、谈人枢、李国钧、王寿同，陈时升乡试中解元(第一)。“是科中式者三人(应是四人)，陈时升为榜首，时以为佳话”。陈时升后来主持高邮珠湖书院十余年，他博通经史，工诗文，清朝文学家，著有《双梅轩文存》《双梅轩诗存》《游淮草》《游皖草》《过庭余闻》等。王寿同是高邮“二王”王念孙之孙、王引之之子，顺天榜中举，后来中进士，历官御史、湖北汉黄德道。

左辉春公务闲暇之余，常和高邮城中几位德行高尚、有地位、受尊重的老人同登文游台，饮酒吟诗，追寻苏东坡当年的流风余韵。《高邮州志》：“暇则与二三耆老，觞酒联吟，登文游台，寻苏文忠流风余韵”。

1842年12月19日，苏文忠公诞辰805周年，左辉春邀请一众同僚及乡贤，在文游台聚会，举行盛大的祭祀仪式。现文游台内仍保存有一块当年的石刻，图文并茂，形象生动，记述了当年的盛况。石刻上记载有12人，其中地方官员三位：扬河通判、安徽桐城的张用熙;高邮知州、湖南湘乡的左辉春;高邮学正、苏州吴县的蒋锡琳。高邮乡贤八位：前宿州训导宋茂初，户部主事王敬之，翰林院庶吉士高鸿飞，光禄寺典簿贾和钧，岁贡生周叙、夏昆林，候选训导周兆椿、文学生吴庆鸿;还有一位江宁布衣何泳。

《高邮州志》记载，左辉春任高邮州牧时，“捐修州署、社稷坛、育婴堂、英烈夫人祠、传公堤、养济院，建演武厅”。左辉春任知州，“未满三载，百废俱兴”。他还“延绅士纂续增州志，尤喜阐发幽潜，刻孙莘老年谱，烈女粉姐墓，岁久失修，立碣为文祭之”。

高邮州署修于1842年7月至11月，竣工后，左辉春著《重修高邮州署记》记之，并为州署大堂及门柱题写了楹联。

咸丰三年(1853)，太平军动乱，左辉春奉命再次来高邮办团练，仍然和十年前一样，一呼百应，得到老百姓拥戴，“其倡仪率民，一如昔年任邮”。

左辉春“所历六县一州，皆有声”，他在睢宁、高邮、沭阳、宿迁、铜山、邳州等地做官，都有很好的政绩和官声。《高邮州志》：“光绪三年(1877)，奉旨入祀高邮名宦祠”。

名宦，是明清时期朝廷对地方优秀官员考评后给予的褒奖，入选名宦要求官员任职期间有较好的政绩与百姓口碑。名宦逝后将其牌位入祀于所在州县的“名宦祠”，春秋两季，当地官员带领士绅祭祀，作为后来官员学习的榜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