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七十年代，父亲退伍回乡务农。从我记事起，他常挂在嘴边的话就是：“我是党员，啥时候都得为群众当标杆。”这句话，他用一生来践行。

那时，每到暴雨天气，村子里发生内涝是常有的事。镇上多次派人来解决，但乡亲们担心破坏风水，谁也不愿在自家动土挖渠泄洪，导致年年下雨，年年水满为患。望着家家户户如生活在孤岛，父亲忧心忡忡，找到蹲在村口愁眉不展的老支书：“从我家放水吧。”老支书抽着旱烟，烟袋锅子在石头上磕得啪啪响：“老马啊，这管道若从你家堂屋地下过，万一房子塌了……”“房子瓷实着呢。”父亲打断道，“再说，这节骨眼上，党员不带头，谁带?”

回家后，父亲刚开口，母亲正在灶台边和面的手僵住了，面粉从她指缝间簌簌落下，在积了一层水的地面上泛起白沫。“去年发救济粮你不争，现在倒好，要拆自家房!”母亲声音发颤。父亲蹲在门槛上沉默许久，等母亲情绪平复才说：“水不退，房前屋后的树全要泡死了，大伙日子也过不好。党员不站出来，我心里不安。”父亲晓之以理，母亲抹着泪同意了。

施工那天，全村壮劳力都来了。父亲光着膀子跳进齐腰深的水里，一锹一锹挖渠。冰凉的泥水混着汗水，顺着他黝黑的皮肤往下淌。两天后，洪水终于顺着新渠流走，而父亲开裂的手掌还渗着血丝。

第二年雨季，我家土坯墙开始剥落。寒冬里，西北风从墙缝灌进，堂屋房顶塌了大半。父亲竟然像没事人，天天去河边挖泥打土坯。

在村里，父亲是出了名的“傻实在”。分责任田时，他把靠近水渠的肥田让给人口多的吴大伯，自家分得三亩贫瘠坡地。秋收时，吴大伯家稻穗沉甸甸，我家的整块地都稀稀拉拉。母亲满眼是泪，父亲反而打趣道：“地瘦不怕，多上粪就行。”

每到麦收季节，父亲总是先把长势最好的麦子收割后，趁着晴好天气脱粒出来，晒了又晒、筛了又筛之后，拿去交公粮。父亲看着满脸疑惑的我，一脸严肃地说：“党员交公粮，不能亏了国家。”虽然当时我对父亲的话不甚理解，但每次粮站工作人员都夸我家的麦子颗粒饱满、干净没杂质，在一片赞扬声里，我也倍感脸上有光。

如今，父亲已年逾古稀，但他的腰板依然笔挺，仿佛岁月从未在他身上留下过多的痕迹。每天早起，他第一件事便是挥着那把旧扫帚，把门前的村道扫得干干净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