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到羊，我油然想起《敕勒歌》里的句子：“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现牛羊。”旷野的草原，成群的羊儿，像朵朵白云于眼前，生动而美丽。

马牛羊猪对于农牧民族来说，是太平常不过的动物。但是，羊是一个特殊的存在。羊以其温存、纯白而被寄予多重含义。羊是吉祥的象征，许慎《说文解字》云“羊，祥也”。羊是孝行的化身，“羊有跪乳之恩，鸦有反哺之义”(《增广贤文》语)。羊是祭祀的上品，太牢(牛羊猪)和少牢(羊猪)，羊是必不可少的。羊还是十二生肖之一，可见与人类的关系多么密切。

剔除这些主观意象，羊仅仅是人们生活资料之一种，是衣料、美食的原料之一。在人类的生产生活中，一只羊实在是微不足道的。

然而，远离我们二千五百多年的春秋时代，孔子还真的为了一只羊的去留，与其弟子子贡进行了讨论。

子贡欲去告朔之饩羊。子曰：“赐也，尔爱其羊，我爱其礼。”(《论语·八佾》)

这段话用现代语言表达，即为：子贡打算去掉向祖庙告朔所用的活羊。孔子说：“赐啊，你爱惜的是这只羊，我爱惜的是这项礼仪。”

需要做一点解释。饩羊是活羊。告朔是周朝的一项礼制。周天子每年的秋冬之季，向诸侯颁发来年的十二月之朔。朔者，每月的第一天。诸侯取之藏于祖庙，每月朔日(初一)到祖庙杀一只活羊祭祀，向祖先禀告一月之政，然后到朝堂上听政，相当于现在政府召开的月度工作例会。这项礼制体现的是“敬天法祖”的宗法精神，也是对周天子无上的尊崇。

可是，这项礼制到鲁文公已经名存实亡。《左传》记载，鲁文公多次不亲自参与告朔之礼。鲁文公六年(公元前621年)，“闰月不告朔，非礼也。闰以正时，时以作事，事以厚生，生民之道于是乎在矣。不告闰朔，弃时政也，何以为民?”《左传》列举了闰月不告朔之事，分析了不告朔的危害。

细细品读还是蛮有意味的。《左传》的作者认为，闰月不举行告朔仪式，是不合于礼的。闰月是用来补正四时的，根据四时来安排农事，农事合于时令可以使百姓富裕，养活百姓的办法就在于此了。不举行闰月告朔仪式，是丢弃了施政的时令，怎么能治理百姓?

作者把举行告朔仪式上升到治国理政、重视民生的高度，饱含着对鲁文公之流不举行告朔之礼的讽谏。但是，一个残酷的事实是，诸侯不仅闰月不告朔，正常的告朔也不举行仪式了，只是杀一只活羊供供而已。

子贡是一个现实主义者，而且儒家主张“节用爱人”，也就是节省开支。子贡认为，既然告朔仪式已经不举行了，何必要杀一只羊，而徒有其表呢?只杀羊而不致礼，不是典型的形式主义吗?所以，子贡主张“去告朔之饩羊”，留下一只活羊。

我推测，这则故事一定发生在孔子结束周游列国回到鲁国之后。因为子贡少孔子三十一岁，孔子离开鲁国时，子贡还只是个二十来岁的毛头小伙子，哪有资格评价一国之政，更不用说对祭祀这样的大事指指点点了。但是，在孔子周游国外十四年中，子贡已经成长成熟，不仅帮助鲁国解决了许多棘手的问题，使鲁国转危为安，还曾无偿救赎在国外沦为奴隶的鲁国人。说子贡在鲁国是如雷贯耳的人物，也不为过，而且，子贡已经是一位富可敌国、与诸侯国君分庭抗礼的显赫人物，因此，子贡有底气参与鲁国之政，提出“去告朔之饩羊”也是完全可以的。

以子贡的身份和财力，他能吝惜一只羊吗?当然不会的。孔子也完全清楚这一点，所言之“尔爱其羊”只是一个黑色的幽默。

孔子为什么要保留杀一只活羊这一形式呢?孔子对春秋时代礼崩乐坏的社会现实是了如指掌的。保留杀一只活羊这个没有多少实际意义的环节，于孔子实属无奈之举，他想以此时时提醒诸侯以及后来者，先人们曾经创设告朔礼，以及这项礼仪的重要，希望哪一天能够恢复告朔之礼，让普天下的人敬天畏人(周天子)，天下一统。

子贡和他的老师孔子表面上讨论的是一只羊的去留，实际上讨论的是礼制问题。

我不知道，那只羊最终留下没有。我想，大抵是杀了供在祖先的牌位之前，子贡犯不着与一位风烛残年、饱受磨难的先生较真，他也不忍心让老师对现实彻底失望。我还是佩服子贡的务实精神，痛恨形式主义。但是，一个不可回避的问题是，自子贡而往，形式主义的幽灵一直在人世间飘荡，直到今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