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陆建华相识于1953年刚入高邮初级中学校门时。他身着一套黑布衫裤，手提一只柳编提篓，姐姐送他到校报到。每见弟弟的同班同学，姐姐都要殷切关照一声：“大兄弟，我弟弟请多关照。”

我和陆建华不仅初中同学，后同时考入高邮中学高中，又分在同一班级。他和我同在一个教室读书，同在一桌吃饭，并在同一间宿舍睡觉，感情胜过亲兄弟。直到我高二应征参军，才和陆建华分手，同学共5个年头。

1958年我开始在部队服役，陆建华在大学读书，我们很少联系。5年后我退役回到家乡，陆建华大学毕业后在县文化馆工作。他住宿在文化馆，离我家很近，每天吃过晚饭，我都要到他住处，和他闲谈。他为我泡茶，每晚都要等到我将杯里茶水喝到无色无味时才让我走。

陆建华从文化馆调到县革委会通讯报导组工作，我亦由报导组组长吴庚元和陆建华推荐，调到通讯报导组工作，发表了不少短评。

陆建华后来调至省委宣传部，任文艺处处长，并兼任省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省散文工作委员会主任、汪曾祺研究会会长等职。尽管职位高升了，工作繁忙了，但他从未忘掉高邮有我这个老同学。他出版的每一本书都寄给我，还在百忙中对我的写作予以指导。在他的鼓励与指导下，近年来我有多篇文章在市内外媒体发表，并陆续编印了《平淡人生》《老来乐》《一人巷》等文集。为祝贺我新著《一人巷》编成，陆建华特地写了一篇题为《从生活大树上采摘鲜美的果实》的文章，发表在2023年5月31日《人民日报》上。

一转眼，我和陆建华相识、相知已有73年了。同学情深，会延续永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