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是我国最早的编年体史书，它记载了自鲁隐公元年(前722)至鲁哀公十四年(前481)共242年间鲁国及其它诸侯国发生的大事。传《春秋》由孔子整理，书中寄托了孔子的政治理想、价值标准和价值判断，其中多用春秋笔法，有微言大义，有隐晦之论。孙觉一生，对《尚书》《周易》《春秋》及诗文等均有研究和著述，然其存世作品主要的只有《春秋经解》，这也是其众多《春秋》学著作中重要的一部，该书成书于宋熙宁四年(1071)，时孙觉四十四岁。

孙觉的著作多毁于元祐党祸，而《春秋经解》侥幸得以流传至今，多亏南宋时高邮的三任知军。一是绍熙(1190—1194)年间的高邮知军邵辑，二是绍熙至庆元(1195—1200)初年间的高邮知军张頠，三是嘉定七年(1214)来邮任知军的汪纲。邵辑认为《春秋经解》“论议之精审，而文辞之辨博”，遂以家藏本《春秋经解》为底本，“刻板置诸郡斋，以永其传”;庆元元年，张頠请同知枢密院事周麟之为《春秋经解》作跋;嘉定九年，汪纲为《春秋经解》增补杨时所作的序，并亲自作序。

孙觉是北宋时期高邮了不起的大儒，他自幼聪慧，勤学不辍。其为人有雅量，有德量，其立身行事有准则，其理政智慧超人。他为官清正，体察民情，减免赋税，赈济灾荒;他勤政爱民，性格刚直，直言敢谏，不畏权贵;他注重民生，除陋革弊，公平公正，任人唯贤;他办案以民为本，明察秋毫。李鸿章曾引宋人诗句撰联云：“天下苍生待霖雨，古来贤守是诗人。”我觉得正是对孙觉的写照。孙觉曾任广德知军，还曾任湖、庐、苏、福、亳、扬、徐等七个州的知州，秦少游赞他“转守七州多异政，奉常处处有房祠”。他与苏轼同属元祐党，熙宁变法中，他与好友王安石意见相左而被贬，但这没有妨碍他与王的交谊。其治《春秋》的思想表现为抑霸尊王，为臣要以道事君，为子要谨尊父命，是治国、齐家、为官、为人之经，体现其经世致用的目的。孙觉是两宋《春秋》学的重要学者，他注重逞臆发挥，阐发自己的政治理想。其《春秋经解》以《穀梁》为本，然绝不拘泥于《穀梁》。其《春秋》学价值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明君臣、载王道、反弑君;二是以礼乐文明的中原正统来贬斥披发左衽的夷狄蛮族;三是提倡和平，但不排斥正义的战争;四是以能存亡继绝为贤;五是尚仁义，尊忠孝;六是任人唯贤，反对卿大夫官位的世袭。其经学思想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行为准则，是行君臣、父子之道的伦理之纲。同时，他在前人的基础上又有所创新，发前人之所未发。其思想近而易明，人皆信之。

翟荣明同志用六年时间对《春秋经解》进行校勘，共45万余字，是一部具有一定历史性、文化性、学术性、经典性、普及性与通俗性的有价值的著作。他主动承担起传承、弘扬优秀传统文化的责任，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地方优秀传统文化进行交融。可以说这六年来，他是注《春秋》，度春秋，耀《春秋》。我认为，翟荣明《春秋经解校注》主要有以下几点特点和贡献：

一是他选人、选题都选对了。他深入《春秋经解》之堂奥，对多种版本进行比较、校正，有一定的版本学功底，有正确的历史观，体现其对《春秋》和《春秋经解》有较强的理解把握、注释阐述的综合能力。

二是他有校注之功。古人认为平常的字词，今人往往不懂、难懂，翟荣明校注时精准得体，取舍得当，有较强的文字功底。

三是他传承、弘扬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使《春秋经解》在当今焕发出时代光辉。

四是他宣传乡贤文化，为大家树立了榜样。梁启超先生曾用“莫问收获，但问耕耘”来教育子女。正所谓坚其志，苦其心，勤其力，事无大小，必有所成。翟荣明甘心坐冷板凳，做到坚守、坚持，自得其乐，体现了其勤奋、认真、刻苦、严谨、务实、坚毅的治学精神，精神可嘉，值得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