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个村的名字叫“城乡”。城乡村是乡政府所在地，这个乡的名字叫“龙奔”。如今，城乡村也好，龙奔乡也好，其名称都已经从地图上消失了，但在我们这群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生人心里，却永远存在，因为那里是生我养我的地方。

城乡村距县城高邮约二十里，出城沿北澄子河向东是一沟（地名），一沟与城乡村隔河相望。连接一沟与城乡的不是桥梁，而是摆渡。那时，建造一座大桥，既是渴望，也是奢望。摆渡的两边是渡口，河两岸渡口有码头各一座。码头是用乌色砖头一级级铺叠起来的，两边还有残缺的路牙，滨水部分还有个小平台，是用水泥抹过的，平台上有两三个15公分的小铁桩（铁环），用于系定停泊小船的绳索。河北（一沟）的码头陡一些，河南（城乡）的码头要平缓得多。码头主要是用于摆渡，但功用不仅此一项。小时候，我们小伙伴还在这里嬉戏、游泳，抓小鱼、摸河虾、掏螺蛳；妈妈和奶奶们在这里浣衣、淘米洗菜、杀鸡宰鹅；家里的饮用水也是从这里挑、抬；还有运输物资更是在这里转运上下。

尽管城乡有其名，但多数人都不称为“城乡”，而叫“一沟河南”，有时把城乡村也泛指一沟，龙奔乡政府也被“一沟”替代。一沟与城乡，因为摆渡而融为一体。龙奔乡城乡村在官方语境中习惯称为“沟南”。公社（后改为乡）政府所在地是周边5～10公里之内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城乡村人既是农民，以种地为主，也经商，勤劳得很，在农闲时则做些手工业，或者养殖家禽。

城乡村最多时有十个生产队，沟南沿河有五个队，向南2000米又有五个队，中间是农田。队与队的分界并不明显，有一条水渠相间。水渠主要用于灌溉，也可以行船，一吨左右的小水泥船那种。小水泥船用于运送农用物资，有化肥、氨水、农药、塑料膜、锄头、扫帚、木料等，也用于捞水草、淤泥、捕鱼虾螃蟹。

能够标志为乡政府所在地的单位主要集中和分布于沟南五个队，城乡村的东头是三星村，向西依次是一至五队，每队有20至40多户人家不等。一队有一家粮库，是国家级储备粮库，几十年来至今仍在安全运行；二队是公社医院所在地，这是一家全科医院，有内科、外科、妇产科、中医科、急疹、病房等，医生医疗水平颇高，曾在这里工作过的王琦，现在已经是中国工程院院士、国医大师；三队是政府的核心所在，有政府“大院”、大会堂（兼做电影院和剧场）、乡农具厂、文化站、水电站、乡服装厂、工业公司、农技站、供销社、商店、饮食店，也有民办豆腐店、理发店，街面上有下面下饺子的、打饶饼炸油条的、卖熏烧肉熟食的、夏天卖凉粉炸油端子的。三队向南有一条支渠，两边的道路是土路，很宽，各有两排槐树和榆树。支渠的西边，有一排平房，大约五六间，平房前面有一个操场，操场上有一根很高的旗杆，那是我度过美好少年时光的“城乡小学”。再向西就是四队、五队了，龙奔中学在四队上，轧米厂也在四队。五队有一家水泥制品厂和化工厂，都是乡办的。龙奔中学在上世纪恢复高考之后到八十年代初，名气逐步增大。龙奔中学的老师大部分来自泰州，也有上海的和高邮城里人，是上山下乡的大潮把他们推到了“广阔天地”，接受农民再教育，但这里的农民，却让他们教育自己的子女。因为这些知识分子，培养了更多的知识分子，实现了“跳农门”和“成龙成凤”的愿望。姜同学，农具厂一位铁匠的儿子，当年考入合肥科技大学；王同学，高中毕业已回乡种地，站在田埂上的他，收到了中国人民大学政治经济学系的录取通知书；吕同学，是上海第二军医大学的高材生；曹同学，在“右派”父母的教育培养下，成了中央财经大学的“天之骄子”；沈同学，通过勤奋努力，坐到了清华大学的课堂里……

上世纪末，在机构改革的大潮下，城乡村与东邻的三星村合二为一，挂上了新的“三新村支部、村委会”的牌子。原来的龙奔乡，也不复存在，并入卸甲镇，仅存“龙奔”字样的是G20京沪高速“龙奔服务区”。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城乡村早已变换了原来的模样。当年的摆渡已化作心底最温柔的遗址，此岸是回不去的过往，彼岸是带不走的乡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