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苇岸”这两个字就属于大地。苇草是朝向虚空生长的，但它本根植于泥土，没有大地谦卑的托举，无以向往更高远的地方。而岸是某种界限，此时与彼处都是有岸的，有的看得见，有些可以想象，但一定都基于大地。我第一次知道这个笔名，正是读到了《大地上的事情》。彼时他于大地及读者而言，都离开了现实的岸。他归于大地，又离开了大地。

彼时我们在学校的橱窗里读报。犹记得那天的报纸有一个黑白的版面，一尊安静的面孔上的黑白灰色调使人静穆，那些关于他的文字的主题词是：大地突然安静。那天的报纸上节录有《大地上的事情》的句子：

麻雀在地面的时问比在树上的时间多。它们只是在吃足食物后，才飞到树上。它们将短硬的喙像北方农妇在缸沿砺刀那样，在枝上反复擦拭。麻雀蹲在枝上啼鸣，如孩子骑在父亲的肩上高声喊叫，这声音蕴含着依赖、信任、幸福和安全感。

这些句子就像一串串脚印，或者是一片片落叶，冷静而缓慢，但偏偏又有力量。这种力量有明确的动静和深刻的质地。他不像是一个完全的书写者。那种深埋书斋的写作当然也有深情，但可能缺少泥土赋予的力度和分量。这并不是我有某种轻慢或者顽固的念头。因为当我们阅读苇岸文字的时候，就知道他不只是写作者或者俗世中的“马建国”——他同时是一个观察者以及行走者，最终是一个诗情而舒缓的记录者。这是一种极具才华而又虔诚的态度。书本和大地一样，都应该成为被膜拜的对象。躬身书写或者耕种才可能赤诚，安静而可靠。文字本身有许多的不确定性，如果没有某种诚挚和坚持，就不会有大地一样可以向往与深信的具体之处。苇岸是找到了某种具体的办法，他剔除了生活里或者大地上多余的理性部分。在他的日记《泥土就在我身旁》（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1年2月26日有记下这样的感受：

一个永恒的节日，一年的间歇，给人们开始和终结的观念，用一年的辛劳换取此时的幸福。从反映的世界中走出，进入被反映的世界。放弃理性的生活，是真实的生活。

他更像一个善于思考的农人，或是一秆深刻而又朴素的芦苇。知识或者见识只是他脚下的印记，没有束缚他的诗性，没有遮蔽他身体里住着的诗人情绪。苇岸生长与皈依大地（他身后也归葬于昌平属于自己的村落），却又始终在诗性的边界。他当然不像真实的芦苇腹中空洞，他所盘踞的村庄是作为事实的力量。他在未完成的《一九九八：二十四节气》中的“谷雨”末尾，有这样泥土般坚实的句子：

一只雀鹰正在天空盘旋，几个农民在为小麦浇水、施撒化肥。远处丛中响起啄木鸟的只可欣赏而无法模仿的疾速叩击枯木的声音，相对啄木鸟的鸣叫，我一直觉得它的劳动创造的这节音量由强而弱、频率由快而慢的乐曲更为美妙迷人。

苇岸没有因为深情而虚弱，却凭借思考显得深广而厚实。比之于山水，我们总以为平坦的土地不会有什么惊天动地的心思。苇岸的文字里，能让人看到一粒泥土的具体中所能蕴含的情绪和哲思。他对每一个节气的记录，每一个日头的守候，让一株草在不同日色里都呈现不一样的面色。节气在他的文字里不再只是常识或者节律，而是相机无法记录或涵盖的生机盎然。当然那些黯然神伤或者生离死别的细节照样充满着朝气。对色彩的倾向，于苇岸这样的作家及其文字而言，可能归于黑白灰色调而显得更贴切。这也有可能是我作为读者，在那个遥远乡村的下午，正好一眼看到了，已经去了黑白世界的苇岸和他的文字。

从泥土到诗性，苇岸高大的身躯所构建起来的独特世界里——他所留下的文字并不丰赡，但似乎每一个字句里都由细致、安静和妥帖所构成。他像一个孩子去观察蚂蚁的样子：

我观察过蚂蚁营巢的三种方式。小型蚁筑巢，将湿润的土粒吐在巢口，垒成酒盅状、灶台状、坟冢状、城堡状或松疏的蜂房状，高耸在地面中型蚁的巢口，土粒散得均匀美观，围成喇叭口或泉心的形状，仿佛大地开放的一只黑色花朵……

孩子的世界就是细碎的，泥土般的细节慢慢构建成完整的全世界。这样的世界明亮、澄澈，几乎像是童话甚至神话。可能这对书写或者人生有某种隐喻——许多事情可能在细节处才更有价值，有些深刻未必有深情可靠，有意思可能比有意义更能打动人心。这是苇岸的办法，也应该成为很多人的办法。

某年赴京，想去昌平看苇岸的村庄和大地，几经周折终于未能成行。他的妹妹马建秀短信回复：很抱歉苇岸故居并未对外开放。我突然明白，那是他的房舍并非我们想象的故居，他从来没有离开过村庄和土地。因为有《大地上的事情》，无论我们远走他乡多久，大地仍在远方。